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消费降级登上热词榜家具品牌还能快速向前奔跑吗？
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下)
: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
文、图/郑克峰
两晋时期，在髹漆装饰方面，制作工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概括就是斑漆涂饰、绿沉漆涂饰、木板漆画以及金银的参镂带。
人物名片>>>
郑克峰，美轮运输公司总经理，个人及公司从事中国古代家具收藏与研究约20余年，并在北京成立北京美轮博物馆，收藏家具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髹漆家具为主。
现在我们来重点研究一下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公元220年~589年)经历约近400年跨度内中国髹漆家具与起居文化的发展。总体而言，在中国漆器的发展历史上，在汉末到两晋时期承继着秦汉的余辉，仍有过很高的水平与短暂的辉煌，却不无避免地，随即表现出明显的颓势。
战乱中高式坐具传入中原
两汉之后，经约50余年西晋短暂的统一，中国封建王朝第一次被迫由北方南下在长江流域的南京建都，从而形成了南方的东晋与北方以蛮族为主之五胡十六国的对峙，并延续了逾300余年。在彼此并不疏远的人员迁徙及频繁接触与战争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强烈的冲击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科技、文学、艺术等诸方面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这个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实亦为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凳、扶手椅等原本游牧民族或西亚及古印度的高式坐具，由此时传入中原，即西方高大的形制与中式的榫(sǔn)卯结构开始相互融合。席地而坐的传统生活方式尚未完全改变，而垂足而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这高式家具与矮式家具并存的时期，总体来说，南方低矮家具仍占主导地位，而北方部分地区的椅、凳等高式家具已开始渐露头角，卧具类别的家具也渐渐变高。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长杌(wù)、橱、并有笥(sì)、簏(lù)箱等竹藤家具，而坐具类家具的品种增多，反映了垂足而坐已逐渐推广，促进了家具向高型发展。
两晋之后漆器逐渐落寞
两晋时期，家具种类变多了以外，在髹漆装饰方面，制作工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概括就是斑漆涂饰、绿沉漆涂饰、木板漆画以及金银的参镂带。斑漆(即现在的斑纹变涂)是用几种颜色交混产生斑纹，或用单色漆显示出深浅不同的斑纹；而绿沉漆则色暗绿如物沉水中，深沉静穆，这两种涂饰均反映了调漆工艺的新发展新成就。而木板漆画是在红色漆面上用黑色线条描绘人物故事等，而其中人物的面部及服饰分包用色漆涂染(图1)(图2)。参镂带则是用带状的金箔或银箔片，经加工雕镂成各种纹样然后镶嵌在髹漆家具的表面，使其更加富丽堂皇。
虽然髹漆技艺日渐成熟，漆器却逐渐走向落寞。一方面因为在六朝之初，人们的思维开始受佛教影响，随着战争的持续爆发，当时世人如朝露飘蓬，无论上层王公贵胄，下至劳苦大众，皆皈依佛教，香花礼拜，每每向往西方净土企盼来生幸福，而无心生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青瓷已经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并且以价格低廉，逐渐取代漆器成为日常使用最为广泛的器皿。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文物上得到佐证。
目前全国仅有的一批有关三国时代的漆器的文物，是1984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的吴国名将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此批次出土精美漆器文物共计60余件，有大型彩绘案；中分多格的槅(gé)；三足凭口；以及盘、樽、奁(lián)、盒、壶、砚、虎子、屐(jī)、尺等共计十几个种类，并发现有“蜀群作牢”(图3)铭记，这次出土发现说明东汉中期之后尽管官营监造的漆器日用品与家具制作已经衰落，但蜀郡地方或贵族经营的漆器生产并未中终且仍在秦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在朱然墓的发掘过程中，有一对犀皮鎏金铜扣皮胎漆羽觞(shāng)(图4)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犀皮漆器的出土实物。“此一对羽觞、皮胎、椭圆口、平底、耳及口沿镶嵌鎏金铜扣，正面髹黑漆花纹并不显著，背面纹饰则以黑红黄三色相间，表面光滑，花纹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匀称而富有变化……朱然墓出土羽觞的髹漆工艺技法与明代《髹饰录》中所说‘墨面红中黄底片云斑犀皮’技法十分吻合，是中国目前唯一最早的实物资源。”①(图5、6、7)犀皮漆就属于前文提到的“斑漆涂饰”，就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髹漆工艺。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出土发现很少，较为重要的是1997年江西南昌火车新站工地发掘的晋墓以及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臣的合葬墓。这一时期的漆器，与两汉三国时期相较，是为风格整体一致，或宁称其为上一时代的延续，表现出创新上的乏力或曰明显的颓势。
佛教兴盛与禅椅千年渊源
在南北朝战乱时期，佛教对中国各阶层精神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深刻且无微不至的影响。按佛教从古印度经由西域输入中原路线，查沿线各地如印度本土阿旃(zhan)陀石窟菩萨像、阿富汗巴米阳石窟的飞天形象，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西域颇受南亚犍陀罗美术影响之于阗(tián)佛教绘画之凹凸画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三地绘画呈现出立体感逐渐降低而平面性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一趋势背后的实质是希腊化的逐渐降低而中国化的逐渐增强，反映出各种外来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博弈并最终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过程。美国人柯惕斯MRCURTISEVARTS对这一时期的现象，也曾有过研究并撰文写道，“……在北魏云冈的一个石窟，(约公元470年~493年)，主佛坐在中央的巨大宝座上面而其弟子们则坐在较小的墩儿上，……西方建筑的影响经由犍陀罗地区沿丝绸之路东进。如，佛主讲经时所坐的须弥座，很可能就受到古希腊风格基座的影响，这些早期的雕塑(图8)，也揭示了那些流行于千余年后禅椅的渊源。”
关于“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已经写到第三篇，不难发现，思维、文化的撞击与交融才产生了灿烂的中国文化，而文化的交锋不仅是在如今的当下，也将持续影响一代代后来人的创作。
未完待续
注：①摘自刘炜、段国强，2009年9月出版《经典中国艺术史》卷一，P435)
“大家居”已经成为了家居建材企业从业者纷纷看好的大方向，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实现真正的“大家居”，同时在所处行业又必须立得住脚，难度不是一般地大。
消费者正在逐渐“变懒”。越来越多人“一站式购齐”的消费习惯，催生了一大批全屋定制家具企业的诞生，也逼着不少家具企业转型升级。有成品家具企业转做全屋定制的，也有单品类定制企业转型做全屋定制的。全屋定制企业更是马不停蹄，纷纷砸钱提供整装一站式服务，力求尽快占有更多市场。
要做大，更要做全，各类企业一个个仿佛脱缰野马，在这场消费升级的浪潮中疯狂加速，或是尽可能地扩展业务，或是扩充产品品类，奔向“大家居”的最终目标。
红海之中，人人自危。是赶紧跟上趋势，扩充品类抢占市场，还是按部就班，静观其变？
大而全还是专而精？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面对这个千古难题：是走“专而精”的垂直产品路线，还是扩充品类，走“大而全”战略？
当一个企业发展到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至少说明，企业的原始产品是成功的，并且已经能够稳定地盈利，需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套用木桶原理来说，垂直深化产品，即为加长企业自身长板。垂直产品追求的是在定量的消费群体中掌握较多市场份额，企业在垂直领域不断深入，增加企业忠实客户群。
扩充产品品类，则可以看做拉长或者补充企业短板，并将其拉长到与企业原有长板相同的高度，追求消费人群总量提升。
虽说“大而全”是时代趋势，可专注垂直产品的成功企业案例也不在少数。二者主要针对的消费群体不同，对企业品牌力的塑造也各有利弊。两种选择没有完全的对错之分，企业根据自身未来发展模式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线即可。
但很多企业家没有搞清楚的是，产品品类扩充不应当是解决企业困境的办法。“大而全”是企业的一种选择，而非仅此一条的逃生之路。
品类扩充的大成本
事物的发展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企业扩充产品品类，更需要讲求逻辑。品类扩充的首要前提：企业是否能够维持原有产品的正常盈利？
多数企业在决定扩充品类之前，经历的是“慌”。他们看见新的流行趋势，看见别的企业猛然发力，看见自己下滑的业绩，陡然地感到焦虑，匆忙决定扩充品类抢夺市场，将产品品类的扩充当做企业发展的救命稻草。根基尚未筑牢，便将企业成本大量投入在新产品的生产与运维当中，结果搞得企业青黄不接，甚至资金链断裂陷入绝境。
品类扩充的第一逻辑，便是理清楚企业原有产品的发展脉络。在确保原有产品线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下，才能够投入成本进行新品类的扩充。
其次便是新品类的发展是否会影响原有产品的正常盈利。企业若仅仅丰富了产品品类，而未有效跟进新品类的设计研发、运营和管理能力，将致使新产品在消费群体中得到过多负面评价，直接影响企业原有产品及品牌力的建设。
新品类应尽量与原产品保持一定关联性，与企业核心理念维持一致，不可犯自相矛盾的低级错误。而开发哪种产品，又需要综合衡量消费群体、市场趋势等各项数据，进行选择和判断，与竞争对手错位竞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品类扩充背后看不见的“大成本”。
要知道，扩充产品品类绝不是一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事，它对企业的系统配套体系要求极高。企业需要在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等同于在基石上添砖加瓦。基石没有打牢，无异于盖空中楼阁。砖墙砌不好，也会连带基石破损垮塌。
逆境更需慢速奔跑
市场永远是根据消费需求进行变化。种种迹象皆表明，未来属于“一站式”。长远来看，大而全的“大家居”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大方向。但现实是，目前虽已有企业开始尝试发展大家居战略，却还没有哪个敢说自己真正做到了“大家居”。
一个原因是企业发展过快容易出现各种漏洞，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个原因是在此过程中牵涉到太多成本问题，领头企业都不敢砸钱猛冲，小企业没有大企业的资本，想必难上加难。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升级的热潮还未消退的当下，“消费降级”又成为了热词。年轻消费者们似乎又开始了精打细算。而家具领域的主流年轻消费群体，和这一波被房贷压垮、不得不节衣缩食的消费降级群体是重叠的。
近来企业破产新闻频发，小工厂默默关门停业，种种迹象都在给家具人敲响警钟：行业寒流又一次到来。逆境之下，不勘察地形就一味猛冲，只会跌入聚光灯背后的陷阱。倒不如把牢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
髹漆之美
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九)
: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家具(下)
文、图/郑克峰编辑/刘根旺
人物名片：郑克峰，北京美轮运输公司总经理，个人及公司从事中国古代家具收藏与研究约20余年，并在北京成立北京美轮博物馆，收藏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髹漆家具为主。
在上期文章中，我们讲到，在唐代中晚期，约公元9世纪初始，中国漆器特别是髹漆家具的设计与制造，曾产生过南北分化的一个短暂变革过程。具体原因是：当时发生在中原以南地区迅猛的经济发展，致使中国的经济中心，迅速地从河南河北的中原向长江流域以南的区域转移，同时也造成大批的文人阶层在东南沿海的聚集。经济利益上的诉求不同，导致的是地方军阀的割据，中国南北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对立，造成南北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失衡，以及中国南北两个地区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人文观点的不同，最终导致生活、文化的差异。
本期，将简述晚唐到北宋完结这一段时间，中原以北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的漆器、髹漆家具对明清家具发展的影响，并与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一时期的髹漆家具。
髹漆、雕刻文化为满清时期家具发展埋下伏笔
晚唐时期，在中原以南的长江流域，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漆器与髹漆家具的设计与制造，在工艺上依旧主要沿袭的是战国时代楚地的传统遗风，恪守了汉人儒家思想的正统文化。生产规模是两汉时期数量庞大的作坊经营，以迎合该地区人口数量的不断递增。漆器设计的型制呈现的是小型化，特别是增加了极尽工巧的雕刻特点，主要尊崇的依旧是“席地坐卧”的起居方式。而在长江流域，间或有设计、制作大型制式家具的出现。一直到公元12世纪初叶北宋的完结，高大型制的漆器以及髹漆家具的设计生产，才开始大量地加入。
根据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政治中心追逐、靠拢并依赖、掌控经济中心的这一客观规律，伴随着蒙元对南宋的最后征服，漆器与髹漆家具设计、制造出现南北分化，最终又重合到了一起，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学习与同化能力。唐时期，着重于漆器雕刻的文化传统，至此已深植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为历代之后清式家具在满清乾隆朝的开创与盛行，埋下了伏笔。
中原以北高制式家具趋向简单、朴素
唐代中晚期，在黄河三角地域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以及山东，受丝绸之路传来的中亚文化，以及环地中海古罗马希腊的遗风、古印度的佛教的影响，特别是佛教的精神元素影响，在隋唐五代时期的家居家具设计制作中，处处得以体现。
北方家具的设计与制作型制，因人们逐渐脱离席地坐卧的起居方式，而率先变得线性与高大。这一点，倒也较为贴近中原北方人民以及草原部族粗放旷野、苍凉悲怆的性格。这一时期家具的发展，令其各司其所的起居文化的功能，更加趋于合理，而且彼时每件家具的各部构件组合，从设计、选材、到木工制作，及至雕刻、组装与髹漆，可能均集成于同一名工匠。既简明又朴素，确保了实用与装饰相结合，为之后明式家具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精神与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准备。
晚唐至宋期间家具鉴赏
日本在晚唐的昭宗干宁元年日本宽平6年，切断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而期间，日本僧侣及学者将晚唐时代的漆器、髹漆家具、书籍、绘画，带入奈良正仓院。因路途艰险与运输工具的限制，也不尽全面，今天却成为当代中外研究人员观摩中华民族在唐代中晚期脱离“席地坐卧”，进而步入以“垂还而坐”的起居方式的唯一一个真实完整的剖面。
在此，我们结合正仓院馆藏家具、古画中家具等，来了解晚唐至宋结束这一时期，髹漆家具的样式、样貌，以及风格特点。
一、床榻。床榻的结构，按王世襄先生的叙述，可分为案形结构和台形结构两种。以安徽著名学者董伯信先生2004年专著《中国古代家具宗览》中的介绍，目前存世最古的中式木质床实用器，可能是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代御床(图1)。这个御床，乃是采用案形的结构，“四边攒边，有两个带，四条腿交于带上，床上有吊头①，可置于户外”。另外关于“台形结构体的床(图2、3)，则多壸门式，有大有小，大者可占满一室的空间，供日间起居及夜间睡觉，小者则“可供一人坐用”。
图4宋《官沼纳凉图》中的床头炕桌二、炕桌。坑桌是指矮形桌案的一种，其宽度大多超出其长度的一半，多使用在中原北方居室的床榻或炕上(图4)，炕桌的侧端，即其短边，贴近床榻的大边或炕沿而居中码放，以方便两边坐人。炕桌的结构，亦可分为无束腰与有束腰两种。
图5酒桌三、酒桌(图5)。按王世襄先生的研究结果，此家具名称的由来，尚未查到文献依据，但根据古代绘画特别是明代画本所见，此类家具可能主要用来陈置酒肴供以食膳，桌面多刻有拦水线，故得此名。在中国古代的城镇，会有一些商号，称作“家伙铺”，专门做一些租赁方面的业务，常备数量不菲的白茬(未有髹漆的)酒桌或长凳，用于红白喜事等宏大场面。此类具有餐桌功能的酒桌，因经常与饮食油水相接触，故又有别名“油桌”。
图6宋《刘松年撵茶》图中的夹头榫桌案图7宋《王诜锈栊晓镜》图中的插肩榫桌案酒桌的设计制作，以案形结构为例，分夹头榫(图6)和插肩榫(图7)两种造法。夹头榫，指的是家具腿足的上端出榫。在这个出榫的中间，又有开口留槽，形成前后两片，用以中夹牙条与牙头，然后这个出榫再与桌案底面的榫眼接合。插肩榫则指的也是家具腿足的上端出榫，在这个出榫的中间，也是又有开口留槽，形成前后两片，然后，在前片沿纵向切出斜肩保留，而余者削薄。这个削薄的部分，用以插入预先凿剔有槽的牙条，两者拍和后，家具的腿足与牙条平齐。
四、方桌。方桌在中国古代，更是居家与公共场合的必备之具，用途至广，但多在室内居中码放，传世实物颇多，在明式家具中，常见的设计形式有无束腰直足、一腿三牙、有束腰马蹄足等三种。图8为陕西无束腰直足直枨壸门卷口打洼面髹黑红漆方桌，是陕西家具其中一项典型的设计。
图8陕西无束腰直足直枨壸门券口打洼面髹黑红漆方桌，榆木，18世纪，长103cm，宽103cm，高87cm。北京美轮博物馆藏。五、圆角柜。在美国人柯惕斯(MRCURTISEVARTS)位于上海的家具会所“善居”，陈设有一件有柜堂二屉带闩杆四抹门朱红漆圆角柜、铜的配件亦完全相同的圆角柜，柜门的底部设有柜堂，外置三个抽屉，但实际上，居中的抽屉为中空，仅为装饰。经放射性碳14检测，其制作年代约在公元13世纪。为该时期圆角柜代表作品。
图9陕西三层全敞佛龛格架，西北杨木，17世纪，长139cm，宽30cm，高177cm。北京美轮博物馆藏。六、佛龛。图9展示的陕西三层全敞佛龛格架，原本五彩的漆饰已尽皆脱落，残存于身的雕刻纹饰表征的依稀是波斯与草原文化的风格。它不仅仅是用来作为书籍的存放与工艺品的陈设，亦因其中心位置所安装的券口，于是仍具备佛龛的功能。
图10清早期山西平遥正面怒脸四爪团龙髹黑漆供案，榆木。七、供案。图10展示的清早期山西平遥正面怒脸四爪团龙髹黑漆供案，该案与藏传佛教保持有一定的联系，以珊瑚为着色原料的火石红来装饰的怒脸团龙，张弛有力，象征着王权与宗教的尊严。
我们将在下期的文章中介绍有关江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家具家居方面的一些内容。
未完待续
注：
①吊头，是一个木工术语，指的是所有以案形结构为基本主体单元所设计制作的家具，其腿足以缩进案面之下的形式安装，而案面探出在腿足之外的那个部分。
2018年木材价格的状况是不同时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造成的:一是供应太少，价格在2018年1月上涨;二是供应过多，价格在年底有所浮动。当然，突发性的中美贸易战也是影响2018年木材行业的一个重大因素。
2018年初由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糟糕的天气原因，美国市场首先出现发货紧张现象，缺乏弹性的供应导致价格在年中飙升至创纪录水平。下半年，情况发生转变，木材发货供应充足，北美西部成本较高的锯木厂一直在削减产量，以应对低于成本的价格，但2019年总体供需基本面看起来仍然乐观。
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七)
文、图/特约撰稿郑克峰编辑/刘根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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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峰，北京美轮运输公司总经理，个人及公司从事中国古代家具收藏与研究约20余年，并在北京成立北京美轮博物馆，收藏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髹漆家具为主。
公元1196年，铁木真在各项有利因素的具备与推动下，被推选为蒙古部落的一个汗，他采用“成吉思汗”为名，这就是后来西方人所熟知的CHINGGISKHAN。公元1206年，在他约45岁时，经过了18年的征战与挫折之后，终于在蒙古草原的库里勒台大会上，几乎所有相关的突厥与蒙古部落，一致尊称成吉思汗为“大汗”。于是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子孙们所率领着的蒙古铁骑，在13世纪开始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俄罗斯、以及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攻占与征程。根据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基因学教授布莱恩·赛克斯(MRBRIANSYKES)有关男性染色体的研究，成吉思汗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成功的单体染色体传播者，他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至少有1,600万名后裔族群。
藏传佛教家具发展的历史背景
库里勒台在蒙语里是“大聚会”意思，蒙古人从氏族部落时代起，有关氏族部落酋长的选举、战争、围猎、以及隆重宗教活动等决定，都是由特权阶层的贵族在库里勒台大会上决定的。我们可以想像并且十分肯定的是，成吉思汗当时令人信服地获得大汗的称号与地位，其背后功不可没的还有着萨满教宗教领袖萨满阔阔的鼎力运作、支持。但随后，这个萨满阔阔企图以宗教的力量来干预施政，这令成吉思汗无以容忍，因此他授意同胞弟弟铁木哥，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所谓体面的“不流血”的处决方式，将萨满阔阔拖出廷帐，予以铲除。这可能是蒙古历史的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政权统治与宗教之间的角力争锋范例。就此确立了萨满教或其它宗教只能作为黄金帝国的统治工具的角色，它必须位于一个从属的地位。而萨满教所宣扬的万物有灵理论，虽经改良地已糅合了当时部分聂思脱里派基督教(景教)与某些中原文化的内容，但其终极目的却只是为了让蒙古族群的人们确信，大汗就是神的体现、腾格里的化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统治，就是腾格里的统治，而反对他们，就是等于反对腾格里，这是草原帝国一切事物所存在的前提。
蒙古族以“苍天”作为永恒的最高神，腾格里在蒙语里是“长生天”的意思。在13世纪的蒙古部落以及中原汉族的广褒区域，除了萨满教以外，人们还可以看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教士、汉传佛教僧侣、道教道士、西藏喇嘛、以及伊斯兰教毛拉的盛极与流行。正因如此，我们后人有了机会看到，在宗教信仰以及族群人数如此之相对薄弱的蒙古部落，在当地域广阔的草原帝国形成之后不久，它其中的钦察汗国很快就依附了基督教，而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则很快就依附了伊斯兰教。并且这些汗国在皈依了这些宗教以后，蒙古帝国的各个汗国被各自所处地区的宗教文化迅速同化，而蒙古人亦迅速地丧失掉了自身极其宝贵的凝聚能力。
但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说，多一分宗教信仰，人的内心就会多一分敬畏与恐惧，也就有了普遍意义上的多一分的容忍，蒙古人对于其它众多宗教的容忍，这样反而保证了蒙古人迄今为止其自身的腾格里信仰，而且这个容忍在当时，还是某种程度上的拿来主义。蒙古借用回纥人的文明来作为自己的文字与官方语言，成吉思汗任命回纥人塔塔统阿负责教导他的那些儿子们去学习回纥文字，并用其来书写蒙古语，而且还用回纥字来篆刻帝国印章或颁布签署官方的条文法令。而且非常难能可贵地贯穿蒙古人整个的历史。
以上就是蒙古的藏传佛教家具得以发生发展的相关历史背景。
蒙哥时代，佛教成为主导宗教
上述的成吉思汗的多元宗教自由的治国之策，在蒙哥统治时代，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蒙哥是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长子，当他在43岁的时候(公元1250年)，开始掌控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帝国大业。这时他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及其主要精力从欧洲转移到了地处远东的中国。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其前任的帝国统治者窝阔台及其遗孀母子的掌控期间，曾不遗余力地将蒙古势力向西方拓展而由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令彼时的欧洲，不止一次幸运地阴差阳错般躲过了蒙古大军的洗劫。
公元1255年，蒙哥在今距乌兰巴托以西365公里处的和林，出席了一场为佛教与道教人士所举行的辩论会。次年，他在哈拉和林宫召开了一次佛教会议，在会议上，他将佛教比喻为手掌，而将其他宗教则比喻为手指。自此，佛教在蒙哥时期掌控领导下的80%以上的蒙古族群以及中原北方汉族臣民之中，开始占据宗教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令中原古老文明得以幸运地保持延续，而蒙古人也开始了其融合多种文化并探寻其自身家具家居的文化历程。而这个多元文化的影响，在成吉思汗时代实际上既已开始产生。
13世纪~16世纪，蒙古发展历史与家具、壁画中家具欣赏
这是13世纪，在宋元交接时期的壁画，描绘的是《黄金家族》接受朝拜的场景。
“黄金家族”，是对成吉思汗家族的尊称。这幅壁画像，从位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灵柩中取出。在这个地方，现在每年都要举行大祭仪式，蒙古族群视此处为圣地。在画面当中，享有至尊地位的成吉思汗与其爱妻孛儿帖，衣着盛装，并排地端坐在高高的龙椅宝座之上，接受着贵族们的献礼与跪拜。这个宝座的背屏结构，与藏传佛教的大喇嘛班禅的坐具或中原地区的宝座靠背，有一些类似，但采用的应该是五彩描金绘画而非雕刻纹饰。
在该壁画的正中下方，摆放的是一件红漆矮桌，用以陈放瓷器礼品，成吉思汗夫妇可以远远地欣赏。这个红漆矮桌，按画法几何学的俯视图，是一个梯形结构。从成吉思汗夫妇的视觉角度，其面对着的应该是梯形平行线的长边而短边冲外。这件家具，原本应该是陈设于成吉思汗的金色大帐之内，方便其用以餐饮，或读书写字。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在成吉思汗的执政时代，除了其相关执政、外交、礼仪的威严必须之外，蒙古部族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也没有必要会有大型的家具。这是因为，即便在成吉思汗的廷帐，其内部的呈几何圆形的平面空间，仍然局促有限，因此也非常有必要以节省并高效使用帐篷内部空间的角度，来设计制作这种在水平方向上呈几何梯形的小桌。这个小型化的家具家居传统在蒙古至少被保留至19世纪。事实上，我们从壁画中看到的这个梯形矮桌的几何结构，在20世纪的上半叶，仍旧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制作范例。
该套家具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原产于内蒙古包头，是曾经陈设并使用于蒙古游牧家庭的成套家具。
这是我们能够收集到的唯一整套的蒙古包室内陈设家具，除了那件托盘以外，共计8件，而且没有床具。它之所以相对珍贵有趣，是因为非常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这个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家庭内部成员的二元宗教信仰。在图中的前排中央，是一件由家庭成员中的佛教教徒用于供奉佛像的藏传佛教佛龛。而在图片中的后排之左，却是一件在顶部上端的两边有着罗马柱装饰风格的二门亮格柜，在她的上方原本应该悬挂有耶稣像或十字架，以供家庭成员中基督教教徒的顶礼膜拜。
需要说明的是，该套家具可能原本就是没有设计与制作床具。蒙古包里的狭小的圆形空间，根本就没有摆放床具的位置。但在法国人卢布鲁克(MrLouBrooke)留下的记录中，蒙哥在他的统治时代已开始学习使用床具。公元1253年，应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派遣，方济各会的会士卢布鲁克前往蒙古造访，并于次年的1月4日得到了蒙哥的接见。卢布鲁克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蒙古人带着我们进入帐殿，从卷起的挂在门前的毛毡走进去，我们唱起赞美诗，金色的布覆盖了整个帐幕的内壁；帐幕中央，用树枝、苦艾草的根和牛粪放在一个小火炉里生火。蒙哥端坐在一张小床上，看上去大约45岁，中等身材，扁平鼻子，穿着一件光鲜的皮袍。他吩咐给我们斟上白葡萄酒般清澈甜润的米酒，稍后又命拿来各种猎鹰，放在他的拳头上让我们观赏。在一位聂思脱里教教徒翻译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交流。”
在蒙哥执政的前后时期，蒙古人的心理特征以及文化生活内容的各个方面，随着战争的不断外延而遭遇到了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比如，在这个时期葡萄酒开始成为欧洲最为盛行的饮品，另一个方面，中国南部纵横交错的山脉河流以及密集的城市人口，却让缺乏相应城市战斗经验的蒙军非常头痛。为此蒙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了中国事务上。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弟弟忽必烈的鼎力帮助。忽必烈不仅忠诚得力而且也非常崇尚中国文化。并且蒙哥任命中国学者姚枢为忽必烈军队的谋士，还负责教授忽必烈基本的中国文学知识。
图4《吐蕃藏传佛教萨迦派法主八思巴会见忽必烈》，13世纪，元代壁画。该幅是13世纪的元代壁画。
中国北部的辽阔草原，在辽夏金元时期，佛教非常盛行。来自吐蕃西藏的高僧，其社会地位非常显赫，这里除了人类对宗教的本能需求之外，还有宗教领袖所具有的，世俗统治者所无法取代的，在臣民心理上的凝聚作用。忽必烈对于藏传佛教的钟爱，可能始于其自动接受中原文化的崇拜心理，也是源于他那复杂的人性化的政治策略。在图中描绘的忽必烈的宝座，较之图1中的那件其祖父成吉思汗的乘用，显得雕刻有所增多但稍逊华丽，呈现出的已完全是藏传佛教的家具型制。
约公元1256年，忽必烈几乎征服了中国全境，成为在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中国的主人。忽必烈在原察哈尔以东、多伦诺尔附近的上都府建设了一批宫殿，作为其夏季驻地。随后又开始在原北京建筑群的东北营建立新城，赐名“大都”而作为蒙古君王贵族们的冬季驻地。忽必烈决定把自己的王朝建设成为一个传承汉族封建的正统王朝，建国号为“大元”。这是他的一个由蒙古大汗转变而为中国天子的过程，当然也是他和他的后代抛弃部分蒙古传统而逐步融入汉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过程，令他们与另一些蒙古族人在各个方面有了一些明显的差异，为此忽必烈及其后来的继任，曾经遭遇了那些企图忠实于老的传统的蒙古人、以及蒙古化了的突厥人的纷纷反对。
由于历史文献与实物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十分精确地建立一个蒙古族群在13世纪的家具家居生活的参照体系，但毋庸置疑的是，忽必烈征服了中国，而中国的文明也征服了他。忽必烈的后来的继任者，大多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对藏传佛教皆倍加推崇，曾经把很多的佛经翻译成蒙文。而其上流及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亦开始受到藏传佛教、中原汉文化、以及其他宗教的深刻影响。
图5《欢喜佛图》，13世纪壁画。这是13世纪壁画，欢喜佛图作为藏传佛教的艺术品，在元代曾经广泛流传。
图6《穿素色半臂服的蒙古妇女》，13世纪壁画。这是一幅13世纪在内蒙古出土的元代壁画，画面中的蒙古贵妇身着民族传统特色的半臂素服，乘坐的却是一件中原北方汉族设计制造的“明式家具”，髹黑大漆的高束腰云纹三弯腿坐墩，无疑表明了中原北方汉族的家具与家居文化对于蒙古人日常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影响。
公元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驾崩，享年79岁，其之后的铁穆耳，也是一个可以圈点的精明君主，但却英年早逝，年仅42岁。在此之后，蒙古人在中国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缺乏蒙古人金戈铁马的天性，一个比一个满足于骄奢安逸的生活，忽必烈所建立的大元王朝，开始呈现衰败，最终在不到100年的公元1368年坍然倒塌。为此，蒙古人又回到了广褒的草原，重新品味那种随季节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但他们之前所接触到的由各种文化所交织在一起的人类文明，无疑地却从此与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如影随形。
17～19世纪，西蒙古时期佛教家具盛行
公元1606年，位于中国东北部松花江与日本海之间的女真人努尔哈赤，把7个女真部落统一而为一个称为“满国”的汗国。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击败了东蒙古，也就是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以及察哈尔部，并使他们归顺到了满族王朝，而皇太极也得到了他们持久的忠诚追随，直至满清的灭亡。
西蒙古人主要是指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土尔扈特人于1623年在伏尔加河的下游定居了下来并控制着里海草原，但在18世纪下半叶，其生存的环境因为来自沙俄的压力而恶化，沙俄不仅强迫他们当兵打仗充当炮灰，并且还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而不许皈依佛门。公元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人7万户约17万人，最终以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员损失，突破沙俄攻击，回归抵达伊犁河谷。
和硕特部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也就是黄教的虔诚信徒，他们与公元1636年在青海周边和柴达木开辟了自己的领地，并通过两次战争彻底解除了红教对黄教的威胁，开始了在西藏的政治自治并受到清朝的承认。
大约也是在17世纪的上半叶，绰罗斯部以及杜尔伯特部在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叶密立河、以及伊犁河流域建立了准葛尔国，并在公元1690年达到鼎盛。公元1717年12月，信奉喇嘛教的准葛尔人，利用当时西藏政治与宗教的动乱而攻陷拉萨，洗劫了自己的宗教圣地布达拉宫。准葛尔国的日益强大，令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以及后来的乾隆一直心中不安。在公元1759年，清朝军队完成了对准葛尔伊犁河谷及其附属的伊斯兰喀什噶尔的吞并，从此喀什噶尔已改名为“新疆”，意即大清王朝的新的边疆。
自此，西蒙古人的企图复辟成吉思汗帝国的梦想，终成泡影。在定居民族先进武器的攻击下，草原游牧民族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弓强马壮的优势，这也标志着农耕地带对草原游牧的最后胜利。
图7蒙古佛像背光，松木，18世纪，长56，宽63，高30公分。(现藏于美轮博物馆。)图8蒙古双龙小柜，松木，19世纪。长60，宽38，高47公分。(现藏于美轮博物馆。)图9蒙古明式花瓶绘画炕桌，松木，19世纪，长63，宽63，高30公分。(现藏于美轮博物馆。)图9蒙古明式花瓶绘画炕桌，松木，19世纪，长63，宽63，高30公分。(现藏于美轮博物馆。)目前我们在中国境内外所能观察到的那些藏传佛教蒙古家具，基本上都是设计、制作、以及陈设使用于以上的这个公元18至19世纪时期。(图1、图7～图10)是我们收集到的部分实物，谨示以读者供作参考。
从曾经能够观察到的一些蒙族清代家具，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家具重视髹漆绘画而不喜或不擅雕刻。但是，从前几年我们在外蒙古乌兰巴托市得到的极其有限的观察经验却是，除了在当地的藏传佛教的庙宇之外，在外蒙的现代中产阶层的家庭室内，即便有的话，摆放的却是少数一些木本色的，有着一些雕刻装饰的，质量乏善可陈的现代特色的蒙古家具。而我们最近几年的通过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些居民室内陈设的观察得知，内蒙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具有蒙古文化传统元素的家居陈设，几乎是零。
我们将在稍后的文章，来尝试探讨一下有关中国古代青海甘肃绘画髤漆家具家居方面的一些内容。
未完待续
日前，一艘装载25517立方米原木的货轮顺利靠泊麻涌深赤湾码头5号泊位，从此结束了麻涌口岸自对外开放以来无此货物进口的历史。
该批原木从澳大利亚贝尔贝港启运，共计33980立方米，货值356.86万美元。在东莞港7、8号泊位卸下舱盖上的部分原木后，余下的25517立方米转至深赤湾码头续卸。
为更好地应对首次进境原木的施检任务，东莞检验检疫局龙通办事处提前制定应对方案。麻涌监管科根据工作需要提前配备工作人员，并结合本次进境原木品种特点，制定详细的检验检疫方案。此外，在原木卸离或运离卸货现场和码头后，继续督促码头相关部门对卸货过程产生的树皮、木屑等垃圾进行检疫除害处理，严防疫情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