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做客红古轩\王世襄谈艺信札首结集面世与竹刻匠笔谈20年
2013年7月1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先生做客红古轩，深刻地感受了中国红木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历久弥新。中山市大涌镇党委委员谢巧明等领导全程陪同。
在红古轩红木文化馆内，沿着红木文化轨迹，尹伟伦院士一路谈笑风生，领略红木文化的民族风情，感受科技与人文的巧妙融合，并饶有兴致地向在场的朋友漫谈了工程与红木文化的关系，并对红古轩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尹伟伦院士说，红木家具本身就是集文化、工程艺术为一体的产物，是民族文化兴衰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的家具文化，将反应这个国家、民族物质精神继往开来的面貌。
尹伟伦院士还说，中国现代化的迅猛推进令世界瞩目，但我们也应看到另一面，科技越来越发达，文化却越来越远，红木家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得到弘扬与发展;红古轩作为当中领航企业，也必须肩负这一重任，用富有活力、高尚的民族文化去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才不辜负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么伟大的遗产。
听完尹院士的殷殷教诲，红古轩营销总监杨晶女士表示将全力以赴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力争在21世纪为复兴中国文化贡献一份力量，让家具不仅仅是使用和艺术，还要能表达一定的精神含义，一种与人们生活最为密切的精神文化。
一番探讨后，尹伟伦院士还提笔挥毫，用“提升质量传承文化”八个字来勉励红古轩，并赞誉了红古轩在传承中华文化中的巨大贡献。大家一致认为，五千年文明史的发源地，一定要把振兴中国文化，提高到民族命运的高度来认识，才能走得更远。
廿载时光，王世襄与范遥青的书信谈艺录
王世襄，出身京城名门，当代著名学者、文博大家。范遥青，常州人，出身农民，当代留青竹刻名家。这两个出身悬殊的人，因为对留青竹刻艺术共同的雅好而结缘，自1983年5月两人初识，到2007年10月之间，书信往来长达20多年、170多封。
《竹墨留青:王世襄致范遥青书翰谈艺录》一书，不久前由三联书店出版，精选了王世襄写给范遥青的135封书信。本周，《城事·档案柜》记者走进范遥青家中，听老人讲述书信背后的艺术人生故事。
本报记者李桦通讯员陈期翁丽娟文摄
上世界80年代末，王世襄（左）先生与范遥青的合影执着竹刻的农民让大家青眼有加
今年74岁的范遥青，老家在常州雕庄。他的祖辈是做鸟笼的，他也做得一手好鸟笼，主业则是种地，但他一直对留青竹刻十分痴迷。后来，他结识了常州留青竹刻大家白士风。文革结束后，常州工美研究所组织了一批能工巧匠，白士风当时在工美研究所搞留青竹刻。有一次，工美所接了一批出口日本的竹刻镇纸订单，来不及做，就喊了范遥青去帮忙，他在那里待了一年半。
范遥青告诉记者，和王世襄先生结缘，还要感谢香港著名竹刻收藏家、鉴赏家叶义先生从中牵线。
叶义喜欢收藏竹刻作品，上世纪80年代，他便与常州留青竹刻名家白士风和徐秉方有交往。有一年，叶义到常州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还寂寂无名的范遥青拿到了叶义的名片。范遥青按名片上的地址，请一位熟人的亲戚带了一件作品到香港，请叶义指点。当时，是不能随便寄信到境外的。
后来，叶义在英国办了一次留青竹刻作品展览，徐秉方和范遥青均有作品入选，展览结束后，出了一本作品集。叶义把这本作品集送给王世襄看，王世襄得知，范遥青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一直在坚持这门濒临灭绝的艺术，便对他青眼有加，从此，王世襄便以老师之职，对范遥青的竹刻进行全方位的指导，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
20多年，两地谈艺录
1987年1月20日，王世襄先生写给范遥青的信1983年5月30日，王世襄给范遥青寄来了第一封信，从此拉开了一位文博大家与一位农民竹刻家长达20多年的艺术笔谈。
第一封来信，差点没有收到
回忆起往事，范遥青很是感慨，“这封信我差点没收到，当时信寄到了常州工美所，而我当时在雕庄乡下，幸亏有一位热心的徒弟重新写了个信封，把王世襄先生的这封信装在里面，转寄到了雕庄我的家中。当时收到这封信，心情只有两个字：狂喜！”
在这封信的第一段，王世襄就开诚布公，“对我来说，一切竹人我是一视同仁的，只是不出名的，艺术高于其声望的，应该替他鼓吹鼓吹，助一臂之力。我对竹人并无所求，也并不想要你们刻的东西，巧取豪夺。只是希望振兴祖国这门传统艺术而已。”
第一封信，王世襄就对范遥青的艺术创作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和看法：要自己打稿，自己设计，自己刻，这非常重要，今后如能高出他人一等，就应该高在这一点上；要题材多样化；要风格各不相同；要有不同刻法，加上立体圆雕、透雕，不要全是留青。王世襄还提到，他请人拍了支慈庵（编者注：支慈庵，苏州人，1904-1974年，著名竹刻大家，培养的弟子有徐素白、方锦霞等）刻的一块臂搁，“一面是荷花蜻蜓，背面竹黄全是蚕桑，极精。”放大后效果如好，就寄给范遥青供揣摩学习。他还叮嘱范遥青，“竹材非常非常重要，应好好准备，入冬进山采竹。总之，一切事要认真，要下功夫。天下无不下功夫而能有收获的事。”
“要自己创稿，自己设计，自己刻”，这个观点，王世襄在后来的信中又多次提及和强调。范遥青告诉记者，他一直记着王世襄对自己的教诲，即使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坚持由自己画底稿。
记者看到，这100多封来信，有些是用毛笔书写的，字体洒脱隽永，令人忍不住啧啧赞叹。小心翻阅这一沓沓书信，记者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家长里短，多为王世襄无私指导范遥青、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的殷切之语，王世襄对竹刻艺术的殷切爱护和扶持之心，随处跃然字里行间，如1987年12月1日来信：“我认为刻十件寻常的，不如刻一件极精的。刻平时常刻的技法，不如刻没有试过的技法。只有这样才有长进和提高。我认为这就是奋斗的方向。”1998年3月1日来信，得知范遥青开始坚持自己设计画稿，非常高兴，在信中写道，“一定要如此，才能有进步，有突破。否则总是寄人篱下，让人牵着鼻子走，而且无法表达自己，一只鹦鹉而已。”
在王世襄的来信中，也不乏对范遥青在艺术上走了“偏路”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如1985年11月11日的来信中，这样说道，“黄老（编者注：指黄苗子，当代知名漫画家、美术评论家）的字请用阴刻，刻后不可填色，填色便不大方了。一切竹刻恐只有对联、匾额大字可填色，其他艺术品一填便俗，不知以为然否。”
范遥青告诉记者，他本名叫“范尧卿”，而“范遥青”则是他的艺名，是王世襄帮他改的，取自唐代大诗人韩愈诗句：“草色遥看近却无”，意思是，做一棵小草，做好本业，不要去争名利、争什么大师，还嘱咐他在竹刻上落款用“小技耳”较好。范遥青说，这是王世襄先生的衷告，让他没齿不忘，永远铭记。
北京见面，有幸去故宫博物院看库房精品
书信来往谈艺20多年中，王世襄与范遥青曾见过几次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具体是哪一年，范遥青说他不太记得了。王世襄的家住在北京芳嘉园胡同的一所四合院内。“我坐火车去的北京，把钱缝在裤子口袋里，呵呵，还带了全国粮票。”范遥青回忆。
在北京，范遥青在王世襄先生的提携下，在艺术上得以大开眼界。王世襄拿出自己收藏的竹刻名品给范遥青欣赏揣摩，还是没过瘾，他就带着范遥青，去故宫找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去库房里看那些竹刻藏品，抬出了整整两大箱，他们就戴着白手套，一件件观赏，有明代的，有清代的。“当时也没有照相机，就拼命靠眼睛看、脑子记。”范遥青向记者回忆道。他说，记得当时看到了一件清代早期的陷地刻白菜笔筒，菜心深达六七层，手掌大小，精美异常，令他印象极其深刻，心灵极其震撼。看完藏品，王世襄说，可以尝试把常州的留青技艺与陷地刻技艺融合，创造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来。后来，范遥青就以陷地刻为主攻方向。历史上陷地刻只有荷花、白菜二种刻法，在这个基础上，范遥青又新创了百合花、令箭荷花、兰花等题材品种，留青与陷地刻技法相结合，突出了刻的味道，以少胜多。
通过王世襄，范遥青又结识了李一氓、启功等喜欢竹刻雅好的知名文化人士。李一氓收藏的竹刻作品，大多捐给了四川博物馆。李一氓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农民竹雕家》，发表在1985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中这样评价范遥青的竹刻艺术：“精到之处，不比明清两代的竹刻名家差，甚至，不管怎么说，可能还比他们好。”
2008年，得知常州竹刻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已在病榻上的王世襄还特意打来电话祝贺，并对几位常州竹刻艺人念念不忘。2009年11月，95岁的王世襄去世。范遥青说，王世襄先生留下了很多很多，有文化、有艺术，更有光风霁月的品格，以及对常州竹刻艺术的源远影响。虽然他和王世襄的书信所有权属于他本人，但他认为，王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美学思想应该为学界公有，这也是他愿意把它们整理并出版的原因。
来源：cz001.com.cn
中国工业设计最高奖“红星奖”花落“荣麟”
2014年12月12日，世界顶级设计奖项、中国工业设计领域最高奖“红星奖”在北京隆重揭晓。荣麟家居原创产品“四喜方屉书柜”、“竹语边柜”从国内外的数千件参评产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两项大奖，再次书写荣麟原创设计新篇章。
中国工业设计最高奖“红星奖”花落“荣麟”
“红星奖”作为中国工业设计领域的“奥斯卡”、中国优秀设计的标准，亦是世界顶尖设计的舞台和竞技场，自创立以来吸引了来自五大洲3000多家企业的近30000件产品参评。此次“红星奖”花落荣麟，既是对荣麟精益求精的产品和工艺的加冕，也是对荣麟矢志如一坚持原创理念的支持和肯定。一直以来，荣麟凭借对东西方文化的完美解读，以产品的呈现阐释了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和领悟。无论是“四喜方屉”中所彰显的人生四象-福禄寿喜，还是释语东方竹文化的“竹语边柜”流露的竹之风韵，均散发着浓浓的艺术气息和人文主义情怀，充分的表达着荣麟的追求和价值观。
中国工业设计最高奖“红星奖”花落“荣麟”
荣麟之所以能够斩获红星奖，并非一种偶然。荣麟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创设计，创牌后屡开行业先河，先后成功打造了原创产品系列——荣麟·槟榔、荣麟·京瓷、荣麟·梧桐，得到了广泛的市场认可和社会认同。“槟榔”脱胎于对现代东方人文精神的内省和东南亚风情的装饰外显，在精神上追求舒敛紧缓、轻松自然的现代家居节奏;新中式风格的“京瓷”，取花梨为料，以瓷饰为纹，因借古人“以和为贵”的家居精神和“京派”的文化品位，将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家居体验相契合;源起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新经典“梧桐”，雍容闲雅，雅贵共赏，彰显着荣麟的国际化视野。槟榔、京瓷、梧桐，既富有差异又一脉相承，从空间、时间、精神领域跨度，建构荣麟独有的文化体系。作为中国工业领域的“奥斯卡”，红星奖看重的不仅仅是外形设计和功能考量，更看重的是荣麟作为原创品牌那清晰的文化主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正如荣麟的粉丝们所看重的一样，家具只是表达生活、审美的载体，文化才是思考、探究的根本。
中国工业设计最高奖“红星奖”花落“荣麟”
荣麟作为原创企业在发展上不仅仅局限于产品的开发和品牌的塑造，更多的是探索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创造未来的同时与艺术、时尚、设计相结合。荣麟正在与时尚设计同频，将自己充分融入那些前沿、创新的氛围中，体验跨界思维的创造力，与国际化大牌相互伴生，吸取优秀基因。在行业正关注产业本身的时候，跨出对不同领域的探索，为传统行业转型尝试另外一条康庄大道。
荣麟家居·生活探索者。
获奖作品介绍
1.竹语边柜
“红星奖”获奖作品—竹语边柜
“红星奖”获奖作品—竹语边柜
竹语边柜介绍：
“华夏竹文化，上下五千年，衣食住行用，处处竹相连”。中华历史长河，自殷商时期竹简刻字，到六朝时期发明竹纸，竹作为文化传播积累的载体，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地位始终不可忽视。此款产品以实木手工雕琢成竹，在传承和颂扬中华文化的同时，昭显高古素雅之风!“清影摇风高雅闻，心性气节品超群，唯好松梅结三友，坦荡胸怀绝俗氛”，这也恰恰是荣麟坚持原创、不与“俗”同流的精神体现。
2.四喜方屉书柜
“红星奖”获奖作品—四喜方屉书柜
“红星奖”获奖作品—四喜方屉书柜
四喜方屉书柜介绍：
秉承传统设计理念，虽源于中式却不拘泥于中式，用国际化的语言诠释东方传统文化之神韵，用现代造型手法表现对历史的传承，通过“再造传统”孕育产生“中式新古典”之美。充分关注现代人的使用需求，不追求过度设计，是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新中式家具。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修订后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国家标准，新标准修改了甲醛检测试验方法及其甲醛释放限量值，规定甲醛释放限量值为0.124毫克/立方米，限量标识E1。甲醛释放限量值和试验方法与国际标准接轨。
该标准是人造板及其制品行业唯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2001年首次颁布实施。“原标准的甲醛释放限量等级分为E1和E2，E1比E2要求更严格。”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研究员段新芳介绍，新标准中取消了E2级，只保留E1级，提高了甲醛释放限量要求，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健康和环境安全。
（来源：人民日报）
凉弘
当前，中国本土高端家具的市场缺位和新富阶层“崇洋炫富”的消费心态已然暴露无遗，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崛起，消费者品牌意识也在迅速觉醒。巨大的发展规模、鱼龙混杂的市场、出口转内销的混乱、炫富式的收藏……中国顶级家具将走向何方？
高端市场的“中国力量”
面对高端消费日益崛起的中国力量，目前有340多个全球知名品牌进入中国，占全球高端品牌总量的85%以上，且涉及各个行业和领域。
高端的实质是一种高档消费行为，但从社会意义上看，这是一种个人品位和生活品质的提升。随着中国富裕人群的年轻化和消费意识的转变，越来越多高端客户的选择不再局限于珠宝、名表等，而是更加注重生活品质，愿意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到家庭装饰中，高端家具便成为越来越多中国财富人群向往追求的一种高端的生活方式。
据欧洲知名信息咨询公司“欧睿信息咨询”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从2009年起，中国的高端家具就以每年20%左右的涨幅高速增长；2010年，高端家具在中国实现40多亿元的销售额，预计2015年中国高端家具销售额将突破100亿元。
近几年，中国嘉德[微博]等数家公司连续推出古典家具拍卖专场，成交额达上亿元。紫檀、花梨、红木等硬木家具热度不改，无论大案、圆桌、小几、方凳都一抢而空。如今黄花梨、紫檀木材质的家具已成天价，只有拍卖会上才得一见。传统明清家具里最次的材料:酸枝木，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了现代中式家具市场见到的最好的材料，一套红酸枝家具动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但购买者仍不在少数，高端家具在中国市场的火热程度可见一斑。
虽然高端家具不像豪车名表一样可以到处炫耀，但它依然摆脱不了面子消费、炫耀式消费的嫌疑。不过和以往一身名牌的暴发户式的“外奢侈”不同，高端家具的消费者毕竟对文化内涵有了重视，追求的是一种上流阶层的家居生活，一种看似低调奢华、其实仍在于内心满足和希望得到他人认可的“内奢侈”。
因此在大多数中国消费者眼里，高端具有的独特属性还是关乎“面子”问题，它不过是彰显自己财富和品位、显示和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功能性装饰品，而并不在乎高端的内在品牌文化。
某身家过亿元的富豪便拥有一对仿制的明式太师椅，虽价格不菲但他依然觉得物有所值，因为这对太师椅就是明式家具的一个符号，而明式家俱代表着中国家具艺术的巅峰之作。“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是高端就行，但必须是圈子里公认的高端”，这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高端消费心理。
出口转内销泛滥
目前中国为全球家具第一生产大国和消费国。据了解，中国家具的制作原料和制作工艺一直领先全球。18世纪英国家俱大师Chippendale在其《家具指南》中便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可以以“式”相称的家具类型仅有3类，即明式家具、哥特式家具和洛可可式家具。其中，中国的明式家具位居首位。
在全球拍卖市场上，中国明清时期的紫檀、花梨、红木等硬木家俱广受热捧且单价屡创新高。中国式古典家具的精华可归纳为“精、巧、简、雅”4个字。中国式家具的用料多采用黄花梨、紫檀等珍贵硬木，工艺上采用卯榫结构，家具坚实牢固，经久不变。此外，中国式家具不仅考虑到与空间的和谐互补，而且注重人体工学，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但中国家具行业真假洋品牌乱象由来已久：虚假标注、虚假宣传、镀金洋品牌、经销混乱、授权代工贴标等现象在中国家具市场早已泛滥成河。一位家俱经销商便透露，国内打着进口旗号的“出口转内销”产品几乎占到进口家俱的95%以上。这些代工工厂大都位于广东福建一带，同样一套组合沙发，标注本土品牌的价格如在8000元，标注中外合资生产便可达到2万元。如果标注美国生产，价格上升为7万元至8万元，贴上意大利生产的标签后价格更是令人咂舌。
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高端家具需求，越来越多的国际时尚大牌开始涌入中国家具市场。如时尚界的引领者古奇、芬迪、阿玛尼、范思哲等相继进入中国高端家具领域。高端家具品牌Saporitiitalia、奥地利高端手工家具品牌Wittmann、德国苏拉菲亚等也纷纷看好中国市场，采用原装进口的方式进入中国。
立足本国市场打造国际化品牌
业界认为，中国最有可能出现国际化高端品牌的领域有4个，除茶叶、白酒、玉器之外，就是家具。因此对中国的消费者和家具生产企业来说，如何理性对待高端家具，如何立足本国市场、打造国际化的高端品牌，是一个颇为紧迫但又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以红木为代表的家具原材料的稀缺性，使得中国家具已经具备了成为高端的天然元素，但原材料价格的水涨船高与高端并不能划上等号。一套家具能否成为高端、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绝对因素更多的取决于设计、工艺和营销，原材料所占的比重只会越来越低，那种“重材质、轻工艺”的传统思维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高端家具倡导回归自然，毫无疑问，只有100%全实木的才是最理想的环保产品，纯实木家具材质天然又无化学污染，符合现代人崇尚大自然的心理需求，这也是高端家具的最本质特征。低碳家具首先要保证材料的环保，红木等是最天然的环保材料，但目前人类对木材的砍伐过于泛滥，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黄花梨、紫檀木等传统中国式家具的珍贵木材愈发稀少，开发和寻找红木等替代树种是关乎中国高端家具能否长远发展的核心问题。
中国式家具的材料创新并不意味着降低选材标准，它只是在家具尺寸、外观图案上进行了改良和创新，用这些替代性木料做出来的家具，同样具备浓厚的文化意蕴，而且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与近代制造的古典红木家具相比，用材考究、做工精良的创新型中国式家具价格并不处下风。
除了上乘材料、昂贵的价格、传统独到的工艺外，高端更是一种对价值品质、文化历史、高端人气与购买欲求的综合体现。虽然打造中国式高端家具品牌的道路依然漫长，甚至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坚持和努力，但有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有着备受世界推崇的物质基础，中国家具行业再现明清家具辉煌的一天必将不再遥远。
9月18-21日，2015第八届上海红木艺术家具展将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本届红木家具展将用传世的精品传递中国红木文化最生动的语言，彰显中华文明的璀璨。
据了解，上海红木家具展以传承文明、弘扬国粹为宗旨，汇聚中国红木家具各大流派，致力于打造最高端红木艺术的视觉盛宴。此次展会更是发出了“艺术+创新”、机遇和挑战并存、参与和效果的最强音，邀约红木家具爱好者及生产厂家再聚盛会。
上海红木艺术家具展一路走来，一直是参展红木家具企业数量最广，展品档次最高、规模最大、专业买家最多的行业盛会。即将于9月18日开幕的第八届上海红木艺术家具展，无疑将再次擦亮更多人的眼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