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林：现阶段正是木板行业净化好时期\水曲柳与白蜡木的区别你都了解吗

◎张荷

王世襄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先生是三联书店的老朋友，也是三联书店的老作者。《锦灰堆》、《自珍集》、《明式家具研究》、《游刃集》都出自他们之手。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王先生、袁先生，并作为与他们有了交往，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许多。

第一次见到王先生夫妇是在三联书店的门口。那天中午，王先生和夫人来三联办完事，要打车回家。袁先生的背有些驼，胳膊上挎着一只竹篮，王先生身量高大，步履稳稳，二人相伴着走到街上。我们赶紧上前一步，帮他们叫到一辆出租车，目送他们远去。二位老人的背影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这样的场景曾经频频出现在美术馆东街。

2001年，编辑《锦灰二堆》时，我经常因书稿问题前往王先生家，每每登门造访，都会受到二位老人的热情接待，甚至希望我能常来。袁先生曾说，以前出书，配图、版式、校对等等事项常常要他们亲力亲为，王先生的视力越来越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事就有人帮着张罗了。他们的信任，让我深感责任之重。

工作之余，也常常会陪二位老人聊天。王先生很健谈，除了谈过往，谈他的兴趣，对当下的许多问题也有很清晰的认识。我记得他多次讲到广场鸽的问题，从鸽子的品种，讲到他如何给总理写信，正确豢养广场鸽。和他聊天，是件有趣的事，逐渐对他的“玩儿”有了新的认识，理解了袁先生曾对我说“世襄不是一个玩儿家”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王先生的学问和成就，看似是玩出来的，其实不然。兴趣与学问的有机结合，玩出门道，玩出学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先生的治学经验，或许值得当下许多教育工作者研究、深思。

王先生不仅善于将兴趣转化为志趣，他的执著与刻苦，以及治学的严谨也令我深为敬佩。记得编辑《明式家具研究》时，大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王先生家。为了挑选出满意的图片，我坐在王先生家阳台的花梨木小椅子上，从几千张照片中，一张一张挑选、比对，拿捏不准的就请王先生过目认可，最后分门别类做好标志。一张张照片成了我向王先生请教的由头，王先生也耐心地为我讲解那些名词、术语，分析款式、木料。有时，我也抽空去古旧家具市场上转转，和他聊聊见闻，每当提到他未见过的款式或木材，他就会据实相告，说他年事已高，对许多新木材没法亲自去考察，对于一些款式，因为无法亲自研究，也难以评判。在“大师”、“专家”漫天忽悠的时代，一位公认的古家具研究大家，却持有如此审慎、严谨的态度，令人深感钦佩。

袁先生和我说过，当年王先生研究明式家具，常常和工匠一起，从木质到工艺无一不细细揣摩，最终详细论述了明式家具的源流、造型特色、结构技巧、选材鉴定等问题。《明式家具研究》中收录的实物图片以及袁先生亲手绘制的线图，仅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可见其用功之深，研磨之细。王先生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学科的基础。2011年，《明式家具研究》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王先生的成果也赢得了国际的赞誉，2003年10月，王先生被授予“荷兰克劳斯亲王荣誉奖”，以表彰他在中国(传统)工艺领域的专家性和创新性的研究。王先生是获得此项荣誉的第一个中国人，但这个奖来得有些晚，因为与他相濡以沫的袁先生刚刚离去，无法与他分享，不免令人唏嘘。

2009年11月28日，惊闻先生仙逝，虽然早知先生贵体抱恙，仍难以置信，一心想着为那个博学、健谈的老人做点什么。我们赶制了一本《京华忆住》，我在书腰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玩物成家，奇人驾鹤归去；鸽哨空鸣，绝学余音如缕”，以寄托对他的怀念。虽然首印的一万册很快售缺，但我仍觉得这本书不足以涵盖王先生的学问，于是，编辑《王世襄集》成了我日后一项重要工作。我几乎翻阅了王先生出版的所有著作，从中遴选出十种囊括了王先生各个研究门类的代表之作，汇辑成《王世襄集》，历经四年，终于出版。此间遇到困惑、感到无助时，多么希望能像昔日那样，坐在迪阳公寓那个宽敞又显拥挤的客厅里，聆听王先生的指教。

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本想再做一套百年纪念集以了夙愿，但未能如愿赶在5月25日前出版。遗憾之余，我想我尽力了，也许在那个遥远的地方，王先生和袁先生会感受到我的心意，也会像以前那样笑着宽慰我。

祝福二位老人，在他们共同创造的“大树图”下，依旧相濡以沫，琴瑟和鸣。

(本文作者为三联书店编辑)

据缅甸时报报导，商业部指出截至2018年三月为止，包含森林产品在内有超过三千个品项将被列入「出口负面列表」，意味着这些产品都必须出示出口许可证。

商业部的公告将自三月一日起生效。商业部所给的理由是，这将能确保维护食品安全，并有助于解决环境退化。

必须拥有出口许可证的品项包含：动物及动物产品、稀有植物、种子、稻米、油品以及制油植物、矿产原料、化学制品、肥料、森林制品、珍贵矿石及石头、车辆及重型机车与古董等。总共有三千三百四十五个品项被列入该清单。

根据新法规说明，即使产品先前曾获得(60/2017)公告之豁免，在公告生效的九十天后仍必须出示出口许可证。

林语堂在《论趣》一文中说，世人活着大多为名利所驱使，但是“还有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行为动机，叫做趣”。人生快事莫如趣，这里所指，为兴趣。对事物有兴趣的人，常常会迷恋各种细节，可以轻轻松松完成对人生的观望。

从小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北京秀木林家具公司掌舵人张国良对摄影的钟爱可以说入骨入髓，耳顺之年依然故我。对于名山大川入镜非常入迷。青少年时期就喜欢游历的他，游完国内去国外，目的只有一个，把自己所爱交给摄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去了美国，不上街不购物不参观，而是径直去了地广人稀的美国西部，将大量的异国风光收入相机，所拍图片被多家国内外专业刊采用。如1995年的《中国摄影》杂志5月刊，不仅是封面图，内页中亦采用了其众多彩色、黑白片。这本当时不足60页码的杂志，他的图片作品及介绍文章有近20页，占据了整刊的三分之一，几乎变成了张国良的个人专刊。

给点阳光很“灿烂”

爱上桢楠（金丝楠）“趣”当先。初到蜀地，看到桢楠的景、桢楠的干、桢楠的枝、桢楠的叶，在他眼中皆是一道道美景；当接触到桢楠的“芯”时，他震撼了。自然天成的纹理，好似微观世界的另一番“大风景”。万里行中的山川奇景为大自然的“鬼斧”，而金丝楠之“芯”则为上天的“神来之笔”。从此，金丝楠占据了他的世界，让他如痴如醉、难以自拔。

张国良有感而发：桢楠与我已不是人与物的关系，她成了我生活的一份子。桢楠秀美而独特，总能透着一种特殊的魅力，铺陈出一种中国的人文精神和自然情怀，细细品味，慢慢体会，总会有一种深深的韵味隐匿其中。

为此，张国良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将自己所学融会贯通。他说，桢楠映射出的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可以说楠木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史。翻开史书，我们甚至能知道哪一些楠木被战火所凃炭。单说那圆明园的木头，我们能知道的它们有一些记载是：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六根巨楠、二十根正楠从四川屏山高竹坪、雷波多宝山等经过数年奔波，被运到京城，结果这些木头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被化成了土。

虽然命运多舛，但桢楠骨风依存，只要形体在，沉睡千年乃至万年，依旧光辉灿烂。譬如金丝楠阴沉木就越陈越精致，在地下及河床中，经过几千年、上万年的慢慢渗透，虽然木性发生变化，但外部挤压使其更紧致；“容颜”虽有变，但她并没有变成无生命的木化石，且越埋越香、越陈越美。故此，其色泽便依据土质来决定；黄土下出木色清浅，而河床冲刷木色暗深，她们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这些金丝楠稍加“打扮”便立刻光芒四射，美不胜收。加工成器后更为直观，一块桌面、一对柜板，走近了看，她的纹理带有很细很细的金丝，有些甚至细到了0.5毫米，比头发丝还细；远观便不再明显，有似有若无之感，这其实就是一种含而不露的雅丽。除此之外，金丝楠纹理还有一种节奏感，她有一定的方向性，木纹迷而不乱，细丝牵而不断，这一点决定了如《三希堂法帖》、《四库全书》等典籍的封皮、夹板皆选用金丝楠木来做，是很有道理的。

骨风清丽显“尊贵”

金丝楠与其它名贵木材相比，有如书法一般自成一体。作为一个风光摄影的达人，张国良以镜头里的风景来比拟。她们有些似高山流水，静中有动总相宜；有些像飞流直下的瀑布，气势夺人；还有的如云山雾海，实中有虚，虚实相和……这些天然而成的“美景”皆独一无二、不可多得、不可复制。

张国良坦言：生活中的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专业的事情经验化来做。对于金丝楠木的识别，我总结出的经验其实很简单，也很容易操作。主要两条：一看，稍微刨出一个平面来拿手电筒照射，以纹理来判断金丝的分布、脉络和走向；二闻，金丝楠所散发出的香气无法用语言形容，只能凭感觉来判断，味很优雅，感觉不到浓烈与刺鼻，香气若有若无，虚无缥缈，感官效果舒适之极。

独树一帜的要属金丝楠瘿木，也称癭子木，虽是一种“病态”挤出的纹理，但非常好看；一般分布于树根和长结的地方，刨开后像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大家画作。

从视觉和使用上来说，桢楠之美一目了然。比如与樟木对比，书房里同样放一张樟木案，看上去可能优点闹，这是因为樟木的纹理比较明显，味儿又有点“窜”，过去放在财主家炫富还行，搁在文人书房就不搭调了。而桢楠是那种既高贵又不失淡雅的材质。夸张一点说，她已成为中国人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符号，彰显的不是一种雍容，而是一种尊贵。富贵可以金银满堂，尊贵是一种不用炫耀的内敛，是一种感觉。准确地说，桢楠已经脱离了物的属性，达到了一种精神与文化象征的高度。

金丝楠的魅力，正是不同背景与文化下的精神呈现，其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这种精神与物质融合的产物，不仅让居室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同时还散发着淡淡的思古幽情。

张国良说，中国古典家具是中国民族工艺最直接的表现，而金丝楠是其中的佼佼者，上至恢弘建筑，下至生活器物，无不于民族文化与工艺传承息息相关，从中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到先人的精萃，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文/西风

中国是世界上木制品:木质家具、胶合板、纸及纸板等出口量较大的国家，森林认证对中国木制品出口影响较大。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森林认证纳入政府采购的标准中，强制推行或鼓励绿色采购，在政策上支持消费者购买经过森林认证的林产品，并在进口林产品的来源、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做出诸多规定，限制林产品进口。国内企业为了不影响木制产品出口，纷纷开始进行国外体系的森林认证，以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2009年，为了应对中国林产品国际绿色贸易壁垒，促进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提高中国森林经营水平，中国森林认证体系开始与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PEFC）寻求国际互认。2011年，中国森林认证管理委员会（CFCC）正式成为PEFC的国家会员。此后，CFCC在组织有关专家认真分析PEFC国际互认的要求和程序的基础上，开始准备国际互认所需的体系文件，包括体系描述与实施安排、标准制定过程记录、标准编制规则、联合认证指南、PEFC体系最低要求清单等。2012年9月，CFCC正式向PEFC提交国际互认材料。PEFC经过形式审查和专家评审后，在全球公开招标选定芬兰Indufor咨询公司对中国森林认证体系进行现场评审。2013年3月，Indufor评审专家Anna来华对中国森林认证体系进行现场评审，主要包括与CFCC主任及秘书处进行访谈，以及抽查参与中国森林认证标准制定的相关人员的访谈等。此后，国际评审专家撰写评审报告初稿，并发现一些不符合项。CFCC根据不符合项，召开专家讨论会，对体系文件进行补充说明并形成文件，提交评审专家关闭不符合项。PEFC在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体系国际互认进行公共咨询。2013年11月，PEFC理事会通过了中国森林认证体系（CFCS）的审核报告，并提交PEFC所有成员国进行投票。2014年2月5日，PEFC正式宣布认可CFCS，并颁发认可证书。
中国森林认证体系和PEFC体系实现互认标志着全球森林保护工作取得了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近年来，由于绿色贸易壁垒，中国林产品出口贸易呈减退趋势。互认后，中国森林认证市场必将发生重要改变，中国林产品出口必将进入上升期。对于中国国内而言，以前中国市场并没有经过的森林，缺乏通过认证的原材料，但互认后，国内加工企业可以就地取材，不需要大量进口原料。此外，PEFC有40个成员国(编者注：数据更新至2015年8月，印度成为第40个成员国），其中通过国际互认的成员国有35个(编者注：其中美国有两个体系与PEFC实现互认，即林业可持续倡议（SFI）和美国林场体系（ATFS），目前与PEFC实现互认的体系为36个），这就意味着贴有CFCC标识的林产品可以在这些通过互认的国家畅通无阻。互认后，中国森林认证体系将出现在国际市场，这样势必会进一步提升中国支持和践行可持续发展、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