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一生的主要成就\谈乾隆逸游妙叠桌：九五之尊哄自己高兴的精致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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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与“俪松居”长物

文/王中杰编辑/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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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一代文博名家，一棵文化大树，一位中国乃至世界上明式家具研究领域中最负盛名的学人。他的治学精神、专业成果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以及丰富别样的人生，给现代中国传统家具研究史留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传奇。

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王世襄先生溘然长逝，走完了他95年丰富多彩的人生。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上的创见与成就，盛名海内外，自不待说。他在收藏上的独到眼光和卓越品位，也享誉文博界与收藏界。

王世襄是现代为数不多的传统收藏家之一。他有很好的家族文化熏陶和博学多闻的艺术修养，对涉及的文物是真爱、真赏、真研、真懂，真的清心雅玩，并能玩出学问、玩出境界来。而且想得开，明白人生有限，文物长存，收藏只不过是保存一段属于自己的喜好时光。所以，虽爱之痴，玩之迷，然而知道有缘得之，亦应适时遣之，让文物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传承，闪耀不灭的光芒。所谓无用之用，无为而为，概若如此。今下有些富豪金主，视收藏如玩股市、做期货，倒腾炒作，自不可同日而言。

众所周知，1998年，上海博物馆为王世襄毕生收藏的79件明式家具辟专室陈列。本文仅介绍王老曾经收藏过的几件文房珍品，一窥其别样的收藏人生，当作是对王世襄先生的景仰和纪念吧。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2003年11月，“俪松居长物一一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气势如虹，是一次文房雅玩收藏的里程碑式拍卖，143件拍品悉数成交，总额达6301.35万元。拍品囊括古琴、铜炉、木器、雕刻、漆器、竹刻、石雕、匏器、铜雕九类，一些精品迭创同类拍品纪录。

“长物”的含义，是指身外可有可无，似乎多余的东西。传统文人则把身边“玩好”之物谦称为长物，有敝帚自珍的蕴义。王世襄将自己珍藏的文物称为长物，是认为它们终归是身外之物。天年有寿，人生不永，谁也不可能长久地拥有。故王世襄将其所藏文物著录题名《自珍集》，副标题为“俪松居长物志”。“俪松居”是王世襄和袁荃猷伉俪的斋名。在此书“自序”中，王老说到，收藏文物，除把玩清娱外，“但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此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此岂不正是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者。”王老将自己对收藏的心境说得诚恳、明白。

文物传承的路径通常有两种，或襄助捐赠给大众文博馆所，王世襄珍藏的明式家具是这样做了。或是通过拍卖，让有眼光、有能力的藏家接手传承，这是王世襄对所藏文房珍玩的安排考虑。拍卖会作为艺术品交易的最重要平台，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可以让私人藏品进入公众社会、收藏界与文博机构视野，为文物的庋藏、保护、展示和传承，创造知名度和身份保障。诚如王世襄所言：文物“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俪松居”的珍藏应有个更适合的安排，使之能多一点社会文化效益。这也许就是王世襄后来筹办藏品专场拍卖会的思想动因。

2003年10月29日，与王世襄相濡以沫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辞世，悲痛之余，也让他感到时光流逝的紧迫。于是，便有了这一年11月26日，由中国嘉德开槌的这一场轰动当时、影响深远的“俪松居长物”艺术品拍卖会。

如今，王世襄、袁荃猷伉俪倾数十载心血收藏的143件文房雅玩艺术品，已被海内外藏家和文博单位收藏，一些精品被再次送到各大拍卖会的聚光灯下，续写着新的传奇。

亿元古琴唐斫鸿宝

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以1.15亿元成交。此琴被誉为中国私人收藏第一名琴，也是民间收藏中惟一一张无争议的唐琴。琴长120.5厘米、额宽与肩宽同为20.5厘米、尾宽15厘米，桐木胎，鹿角沙漆灰，色紫如栗壳，金徽玉轸，遍体蛇腹断，圆形龙池，扁圆形凤沼，龙池上下与四隅分刻琴名及诗词、闲章，池内刻年款，为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宫中所造，为中唐初期内府乐器，至今已有1250多年历史，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珍藏。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经友人介绍，以饰物3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5两，再加翡翠戒指3枚，从锡宝臣先生后人手中易得此琴。这就是王世襄所谓“鬻书典钗，易此枯桐”说法的由来。

琴在古代备受文人士大夫推崇，居“琴、棋、书、画”四艺之首。古琴的历史渊源最为久远，有伏羲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舜帝“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的传说。从西周始，可考证的历史也有三千年之久。晋代陶渊明在《闲情赋》中就写到：“愿在木以为桐，作膝上之呜琴”。抚琴并非是一种单纯的音乐技艺，实际上它体现了音乐、艺术、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积淀。

王世襄伉俪对古琴情有独钟，《自珍集》开卷之首即为“大圣遗音”古琴，图录中还收入所藏宋、元、明各代八张古琴。袁荃猷1957年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长期从事古代音乐研究工作，著述颇丰。她14岁即师从汪孟舒先生学琴，后又得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亲授，于琴艺上极有造诣。王世襄对中国古典音乐亦有研究，曾写出《古琴曲广陵散说明》专著。易得此琴后55年间，夫妻珍若拱璧，袁荃猷抚琴，王世襄是为知音在侧相伴，悦而自称“琴奴”。足见他们在古典音乐和琴艺上的灵犀相通和夫妻间的深情。2003年秋袁荃猷离世，王世襄悲痛欲绝，遂将此琴付拍。

2003年11月26日，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即以891万元成交价创下当时古琴拍卖世界纪录。当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再次推出此琴时，最终以1.15亿元的天价成交。八年间，此琴增值幅度几达13倍。2010年北京匡时曾推出王世襄旧藏宋代朱晦翁藏仲尼式琴，以1120万元成交，此琴2003年初拍时成交价为220万元。

史上最贵之木雕笔筒

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俪松居长物一一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推出的十几件竹木雕作品全部成交。“明朱小松款归去来辞图竹刻笔筒”被上海博物馆以110万元定向购买。当时以209万元成交的明鱼龙海兽紫檀笔筒，至2012年5月13日，中国嘉德春拍“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以5520万元易手，为世界上至今拍价最贵的木笔筒。9年间，该笔筒增值幅度超过26倍，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值纪录。

该笔筒外径14.6厘米、内径11.7厘来、通高16.5厘米，紫檀黝黑如墨，高浮雕二龙丰颅长喙，鬃髭奋张，气势雄伟，其它所雕鱼、狮、虎、马、象、犀、螺各一，貌亦奇古，间以海水汹涌激荡，盘涡深旋，愈助鱼龙矫腾之势，雕制年月当在明永宣年间，不出15世纪，为紫檀笔筒中年代较早的精品。

王世襄自述，此笔筒购自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经三次询价方如愿购回。“文革”后还被抄文物，“不见踪影者何止百数十件”，“铭心之物”中，此件木笔筒为其一。1983年，王世襄被故宫博物院邀至北五所库房鉴定竹刻并为定级，“启一柜，鱼龙海兽笔筒竟赫然在屉板上。取视，内贴纸条书一‘毛’字。询其故，始知为‘毛家湾林彪住宅送来’之标记。”王世襄遂上书求还，经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市文管处查核，“发现此笔筒确实抄自我家”，在动乱岁月中被“四人帮”分子从文管处取走，终落林彪宅中。1987年，王世襄参加《中国美术全集》编撰工作，“得将笔筒收入《竹木牙角》卷，为明代木雕增添重要实例。其艺术价值实远远超过上海博物馆所藏明墓出土之紫檀螭纹扁壶。”王老以个人收藏亦能为国家出版物做贡献而欣慰。

笔筒是为纳笔所用的必备用具，因体量较大，选材丰富，为施艺制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是书房案头最具艺术观赏性的文具。笔筒出现的时代较晚，唐宋时只有诗筒的记载，如白居易《醉封寄微之诗》中有：“为向两川邮便道，莫辞来去寄诗筒”之句。古人是将诗书装封竹筒中寄与亲友的，称为“诗筒”。也许因由诗筒启发，后来遂有截竹插笔用法。明屠隆说“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可知当时已有了笔筒，用材主要是竹木。笔筒造型为圆形、方形、椭圆形及八角形等。雕刻多为通景构图，题材内容或山林风景、人物故事，或花卉草虫、飞禽走兽，也有诗文题刻。雕刻工艺上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传统技艺手法，运用发展了浅刻、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雕镂手法精妙，极具艺术表现力。近年来各大拍卖会上，燕闲雅赏的文房用品深受青睐，凡有精品出现，都备受追捧，迭创拍价新高。

创拍场纪录的明代铜炉

2010年北京匡时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王世襄旧藏的明“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冲天耳金片三足炉以1512万元成交，坐上了世界最贵铜炉的宝座。同场，王世襄旧藏清“大清顺治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冲天耳三足炉拍价为1176万元，清“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马槽炉以1456万元高价易手。

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通耳高10.3厘来、口高8厘米、口径12厘米，重1951克。器型古朴端庄，浑圆腹，炉身厚重，通体散布金片，“金片甚厚，指扪可觉”，包浆古拙润泽。炉底款识“壬午”年制，为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此炉原为清末古玩家赵汝珍旧藏。王世襄说到：“赵汝珍先生寄居积水潭东侧余家祠，傍湖筑鸽舍，招予观赏所畜品种，谈笑甚欢。濒行，以此炉相赠。次日以短嘴斑点拃灰一双为报，时为1951年3月31日。”

此炉来源清晰，传承有序，王世襄收藏、研究长达53年，收入《自珍集》、《锦灰堆》等著作。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锦灰吉金一一王世襄藏炉”专场，成交率100%。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首次露面拍卖会，便以当时创纪录的166万元人民币成交。时隔7年，2010年北京匡时秋拍推出了2003年曾拍出的20件王世襄旧藏铜炉，场面火爆。著名收藏家刘益谦如是说：“我也‘抢’了两个。”可见拍场竞争之激烈。是次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拍价达创纪录的1512万元，较之7年前首拍价，增值幅度超过8倍。

收藏界坦言，王世襄所藏铜炉，虽算不上是特别珍罕的艺术极品，但毫无疑义，却是真真实实的具有历史文物、艺术、工艺价值的精品，呈现出文物艺术品的独有魅力。这些铜炉，多被收藏界视为铜炉收藏的标准器。

明清铜炉，尤其明代宣德炉，是商周后中国青铜器的又一次辉煌。明代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在位(1426～1435年)年号为宣德，明史学者将宣德一朝比作西汉“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宣德三年，宣宗下旨，敕令工部、礼部将暹罗国进贡的数万斤“风磨铜”，督以十二炼(每斤仅剩四两)精铜铸造鼎彝祭器，其中有铜炉约五千余件。但是宣德炉遭受到历史上太多的灾厄，至今真迹难觅。不过宣德炉后世仿摹众多，已然成为中国铜质香炉的不二典范，其古朴端正的造型，坚韧凝重的胎体，珠光宝色的皮壳，纯净典雅的气韵，构成“正、坚、妙、雅”的“铜炉四德”，是后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篇开首“香炉”言到：“惟宣铜彝炉稍大者，最为适用。”可知宣式铜炉在文房雅赏、案头清供中，是备受青睐的珍玩。

雅量气度可比君子

王世襄认为，“近现代允称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于碑帖，朱桂辛先生之于丝绣，张伯驹先生之于书画，周叔弢先生之于古籍”，皆为学识、资财具备，自感弗如。所以，每遇人或称其为收藏家，王世襄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联想到启功先生，当听说有人摹仿其书法时，总是笑言：“比我写的好！比我写的好！”前辈学人有如此襟怀雅量，于今实难多见了。

还有一件事让人难忘。2004年中国嘉德举办迎春书画专场，因为上年秋“俪松居长物”拍卖盛况空前，图录中遂将王世襄书画藏品标以俪松居藏品。王老不悦而断然将参拍藏品全部撤拍。他认为这些书画只是家藏之物，不符合俪松居的收藏品位，断不可混淆。如此清正耿介，可比君子。

诗人车前子曾言：“21世纪，可能还会出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虽为谥美之辞，却也道出王世襄难以比拟的硕然成就和别样人生。

也许不必去牵强比拟，因为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但是，王世襄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马来西亚第一产业部长TeresaKok报告称，2019年前5个月的木材出口同比增长2.3%。马来西亚是全球十大家具出口国之一，2019年前5个月，家具行业对马来西亚木材相关出口总额的贡献为36%，同比增长近13%。她指出，马来西亚制造商需要保持警惕，因为非木材产品在一些传统木材产品市场是一个威胁。

（记者ｍａｎｄｙ）

张建智

一眨眼的时间，王世襄先生已离开我们快五年了。

记得香港董桥写过《王老的心事》一文，说，“王世襄先生是个知足的人，也是个不快乐的人。他的知足和不快乐我都见过。”他还说：“上世纪的艺坛前辈处世顶真，读书顶真，笔墨顶真，上承千年风雅的香火，下启一弯清流之韵致，21世纪打起百盏灯笼也寻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这些话，使我想起王老入住北京朝阳区中医院时，我去看他，他曾用吴语与我低声谈及，尚有一件心事，总缠绕于心底，未曾了结。当时，我也未细问，不知其指。读了董文后，茅塞顿开，忽然想起，王老逝世的前一年，曾用快件特地寄我一本《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此书，厚重如砖。在此书523页，王老亲书“王世襄小传”介绍自己，那是他老人家用颤抖的笔，写在这书上的自况。现特录之：

“五十年代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三反运动’关在东岳庙，日夜逼供四个月。随即送公安局看守所，手铐脚镣十个月，并传染上肺结核。因查不出问题，公安局命取保释放，但无任何结论。同时收到文物局和故宫通知，已开除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在家养病一年后，我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一九五七年党号召帮助整风，我据实陈辞，又被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通知我摘帽并到文物系统工作。一九九四年退休，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二八年一月，中央文史馆编印文史馆馆员诗集。本人列入编委会，但因年老未参加工作。作者诗前均有小传。本人传中有数语可视为对我过去的结论。（见用笔划出的一行有半。）因本人过去遭受的不幸事件，远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当年文物局、故宫、公安局的人员均已逝世，只好由直属国务院的中央文史馆来做结论了。王世襄，二八年七月。时年九十有四。”

王老生前是国家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王老为了说明自己业已平反，特镂空一张纸，将上引文字粘在此书523页，立此存照。试想，对于一个九十四岁耄耋老人，要花多少心思。王世襄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机会，能还他一个公道。在没有上级部门或主管单位、领导可给他平反时，他唯一能引以为据的，就是这本中央文史馆编的《缀英集》了，似乎它可以代替一纸红头文件。

其实，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王世襄全碰上：反右时，被戴上帽子，“文革”中被抄家，后全家被赶出了北京城；他与夫人袁荃猷都下过干校，可谓样样不落。但这些运动，他似乎无所谓。谈起反右，王世襄记起的，只是跑西山捉蝈蝈；说起“文革”，则记得大柜当床；而回忆干校艰苦生活，他说的是大摆鳜鱼宴的经历。那么多运动，带给他的灾难，他未必看得很重。

唯有“三反”中的经历，在他一直是锥心之痛，始终难以释怀。对这次运动，王老特别顶真。真的，当你说他落后，说他右派，说他反动，哪怕说他反革命，他并不往心里去。而“三反”，查的是“贪污与盗窃”，一个方正做人的书生，因此等罪嫌拘囚入狱。虽然最后因没有任何证据而取保释放，但也没有给正式结论还他清白。不明不白放出来后，故宫让他自谋职业，好像坐实了似的。

这确涉及人格、品质，涉及做人底线，对一个清白做人的读书人来说是极为难堪的侮辱。于是这成了王老最放不下的心事:五十年始终解不开的心结。

这一件往事已过去六十多年了，跟谁去说呢？寻求法律，事情早过去了，找领导，也早换了人。至今，只剩下历史，还欠王老一个公道。为了这“上承千年风雅，下启一弯清流”，他于生命的最后时间，只能可怜地求助于一本“文史馆员的诗集”，以自我慰藉、自我证明:还他一个清白人、一个大写人！在王老已归道山五周年之际，读他的手迹告白，想读者自能领会其中绵绵的哀思罢。

来源：文汇报

就红木新国标执行难问题，新浪红木记者采访了联合传媒CEO赵夫瀛。

据赵夫瀛说，《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28010-2011)国家标准于2011年10月31日发布，2012年8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发布实施前后，一些媒体在报道它的时候，将其称之为“新国标”，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

不妥的原因在于，一些媒体误读了28010标准。该标准的引言部分说得非常明白：“本标准立足于传统技艺与当代木材科学技术的结合与发展”，而其标准的名称更是直接了当地说明，它是“通用技术条件”，因此，它与2000年的《红木》国家标准(GB/T18107-2000)和2008年的《深色名贵硬木家具》部颁标准(QB/T2385-2008)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它们之间没有延续和替代的关系，也没有新与旧的关系。《红木》标准是木材标准，《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是家具标准，而《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是技术工艺标准，它们各管各的事。

大家可以看一看该标准的目录，其主要内容是：产品命名和分类、主要尺寸、要求、质量明示、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识、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而许多媒体并未搞明白这些，将其称之为“新国标”，把它当做《红木》国标的替代标准，这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的宣传，会对读者产生误导，所以应该予以纠正，可简称为“技术标准”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