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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静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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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宏，1947年生，国际知名摄影家，四月影会发起人之一。北京世界公园的设计策划者。渉猎中国古典家具收藏近40年，收藏了上百件经典紫檀和黄花梨老家具。

2007年，中国嘉德[微博]举办的一次古典家具论坛会上，金伯宏坐着轮椅被人推上了演讲席，演讲了《马蹄足的由来》。这一场演讲当时不知道震撼了在场的多少人。金伯宏传奇的人生和他的家具收藏，也引起了藏界的强烈关注。

然而，鲜有人知道的是，这位国际知名的摄影家，在1993年的一场车祸中，脊髓损伤高位截瘫，只能靠轮椅行动。那场残酷的车祸，没有摧毁他的意志，没有令他丧失人生方向，反而让他更清晰地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也是从那时起，他加快了收藏古典家具的脚步，投入到拯救中国古家具的行列中。

人们好奇的是，这位国际著名的摄影师，是如何转变为国内知名的收藏家？这一段转换之路，因何而起，又走向何处？为了揭开这位传奇人物的神秘面纱，本刊记者三次电话采访了金伯宏先生，解读他的艺术人生和收藏之路。

故宫[微博]文物摄影生涯，萌生了收藏火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还在读高二的金伯宏因此被迫停学。而他父亲又是高校高干，于是金家立刻成为资产阶级的典型。由于父辈的身份，金伯宏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书不能继续念，也不能参军，无所事事的他就把学习摄影当作一种逃避的方式。

接触摄影，还有一个原因是受到母亲的工作影响。金伯宏母亲当时是商业部饮食服务局副局长，主管范围之一是照相馆，时任全国人像摄影展评委，因此总会带回一些摄影杂志和画册，这是他最早接触到的摄影书籍。

1967年夏，金伯宏入读了北京戏剧学校，因为一次公演，认识了就读于北京外语学校的同龄人陈东，陈东的父亲陈正青曾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夫妇二人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并双双自杀逝世。由于金伯宏与陈东两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他们有相见恨晚之憾，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为了方便排戏，金伯宏和剧团的其他几个成员都住进了陈东的家里:位于黄亭子的新华社宿舍。在陈东的家里，金伯宏无意间发现了一批陈正青遗留的专业摄影书籍，最难得的是有一批新华社摄影部的内部资料汇编，专门介绍西方摄影的各个流派。其中有介绍法国抓拍大师布列松，美国摆布创意摄影师哈里曼等等。金伯宏如获至宝般地收集起来研读。

不久后，在朋友的介绍下，金伯宏又认识了吴印咸的养女小梅。吴印咸，江青的摄影老师，因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使他得以收藏保存大量的国外摄影资料，这其中有国外最新的摄影杂志、摄影年鉴和影集。金伯宏对摄影的痴迷感动了小梅，因此小梅心甘情愿成了他的“卧底”。在小梅的帮助下，金伯宏有机会看到吴老收藏的各种摄影杂志和画册，并有机会看到了日本勃浪尼相机。进进出出得多了，吴老就注意到了金伯宏，了解过后，也被他的热情感动，收下金伯宏做门生。得到了吴老的专业指导，金伯宏的摄影之路，由此才算真正开始了。

1972年，金伯宏毕业后如愿进入故宫美工组做文物摄影工作。一进故宫，组里师傅给他上的第一课，就是在故宫工作的任何人员都不可以收藏文物。因为很多故宫专家在文革中，受到批斗，被抄家的很多，而且被抄的东西一旦说不清楚来历，就会引来杀生之祸。

师傅的警告并没有吓退金伯宏对古玩的爱好。虽然金伯宏是做摄影工作的，但出生名门的他，从小就受父亲和姨夫的熏陶，雅好文玩。有幸来到故宫工作，又怎会错过这个大好的学习机会。文革后期的故宫博物院依旧是人才济济，研究瓷器的大家有冯先铭、叶佩兰等，研究书画的有徐邦达、刘九庵等。金伯宏就利用闲暇时间向各位老师求教。当然，更多的学习和收获，是从故宫珍藏的书里获得的。由赵汝珍编述的原版《古玩指南》一书，让金伯宏至今印象深刻。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认识了有种木头叫紫檀。

父亲将他引上家具收藏之路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金伯宏的父亲金瓯卜曾任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的院长。1959年，金瓯卜被委任负责钓鱼台国宾馆的建筑配套工作。国宾馆作为接待各国政要的重要场所，代表了国家的门面，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要讲究，包括室内家具的挑选、摆放等，都要严格注意。

当时，金瓯卜与家具研究名家杨耀一起，共同完成国宾馆配套家具挑选陈设工作。

杨耀，是我国最早研究明式家具的学者之一，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曾协助德籍教授艾克先生共同研究、挑选、购买了大量的明式家具，并出版了《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因为职业原因，金瓯卜自身也对家具很感兴趣，且一直都赏识杨耀对家具及室内设计的才华，故二人因此项工作结识，一见如故，交往频繁。工作结束后，金瓯卜也受杨耀的影响，收藏了不少的明清家具。

金瓯卜的收藏，源自杨耀，而金伯宏的家具收藏之路，则是父亲将其引导上去的。1976年，金伯宏结婚了，父亲送了他一件黄花梨的四件柜。这是他收藏的第一件黄花梨家具。父亲知道金伯宏喜爱家具，就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的艺术鉴赏知识和收藏经验传授给儿子。对家具的热爱，加上父亲的支持，金伯宏的家具收藏之路越走越深。

三十多载磨出的收藏经

1981年，金伯宏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去了美国，他依然没有忘记收藏的事。他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省吃俭用，只为攒钱回北京买家具。他告诉记者，在美国的那九年，他比谁都勤奋，每年都领奖学金，学习之余挤出时间去打工，为了多赚点钱，经常工作到晚上十点才回宿舍睡觉。

每年暑假，他就把在美国赚到的钱，全部用于回北京买家具，只要是明清的家具，看到他就买。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明清家具，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因为当时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出版之后，国内好多家具商贩从河北、山西等地一车一车地收家具，然后运到北京，再辗转卖到国外。估计当时有90%的黄花梨家具都到了国外，想在国内找件明清的家具都是极难的事了。”

现在，金伯宏较少出手家具了，基本只入不出。他告诉记者，80年代末开始，海外大资金不断涌入，家具的价格也跟着持续飞涨，很难买得起了。仿制新品也越来越多地充斥市场，就算有钱也怕买到假货。他认为，当前的收藏市场仍处于不成熟的起步阶段，更多的藏家是为了通过操作来赚热钱，并不是出自对艺术品真正的热爱。在他看来，收藏不是比财斗富，而是因为乐在其中，也是一种艺术发现。

收藏故事

故事①80元淘得紫檀冰梅纹炕桌

在2012年北京保利秋拍上，一件紫檀嵌冰梅纹炕桌以684.25万元的高价成交。当时记者误以为这就是金伯宏收藏的那件。后来采访了金伯宏，才得知，紫檀冰梅纹炕桌原有一对，金伯宏只是收藏了其中的一件，另一件就是出现在保利的那件了，保利的那件最后被谁收藏，就不得而知了。

金伯宏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如何购得这件炕桌的。他回忆道：“当时，文革还没结束，我经常去文物商店逛，当时文物商店以玉器、瓷器、字画等为主，家具很少。但我还是一眼就看中了这对炕桌，这对炕桌的桌面用银丝镶嵌冰梅纹，更特殊的是桌面四角用錾花铜饰件装饰，非常精美，同款的炕桌只有在故宫、颐和园才能得以一见。本想把一对都买下来的，可是文物商店的老板一直不愿意。磨了半天，商店老板问我买回去做什么用，我说想拿回去当茶几。后来老板很勉强地卖给我一张。当时，我已经乐坏了，因为我仅仅用80元就淘得了一件心爱的藏品。”

故事②一洗衣机易得一面盆架

金伯宏的大部分家具购自北京的文物商店，还有一部分是从私人藏家手里买来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便是上文提到的杨耀。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杨耀受到不公平的冲击与迫害，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于1978年8月21日在北京不幸逝世。有两件家具传到他妹妹的手里，一件是方桌，另一件是脸盆架，他的妹妹并不大喜欢。金伯宏听说后，便和父亲商量，准备将这两件家具买下。父子俩过去看的时候，发现方桌已经残破，不完整了，能买的只有那个脸盆架。

“杨耀的妹妹说想要一台洗衣机，我刚好从国外回来，有一个购买洗衣机的指标，于是便这样以物换物，成交了。”回忆起当时的交易情况，金伯宏不禁感叹道，“在那个年代，洗衣机可是奢侈品、时髦的东西，在外人看来，用破脸盆架换个洗衣机，简直是不可思议，可如今这个面盆架的价值足可开个洗衣机厂了。”

故事③偶得束腰三弯腿带托泥栏杆式供桌

1984年夏天，金伯宏和往年一样从美国回到北京过暑假，闷热的午后让人有些压抑，金伯宏就骑着自行车出去瞎逛。他在北京某古旧家具展销大厅里转了好几圈，展厅角落里堆了几十件旧家具，虽然他已经看过多次，但怕有漏网之鱼，最后又在此驻足。金伯宏形象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我蹲下身体用手电筒探照，豁然看到深处闪现出一条造型夸张的黄花梨三弯腿，带有外翻马蹄足。虽然没有看到家具全貌，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件极其特殊的明代黄花梨家具，千载难逢。与店主协商，说要一个月以后才能倒腾出来交货，我没有犹豫，当即便付款结账2500元。”

一个月后货主将家具送至金伯宏家里，他才得以见其全貌，原来这是一件有束腰三弯腿带托泥栏杆式供桌。5年后，1989年王世襄先生所著《明式家具研究》一书出版，金伯宏才知道王世襄曾为这件供桌拍过照，做过研究，并录其书中(图乙137)。2006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举办首届全国赛宝大会，这件明代供桌被评为金奖。

海南省文昌市东路镇蛟塘村委会文湖村村民邢维涛近日反映，5月4日9时许，一株老祖宗留下的已生长百余年的花梨树，在他们一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的堂叔等人“偷偷”砍了，他们十分不满，“这棵树应该归大家共同所有。”据悉，挖树方未向林业部门报批，目前文昌警方已介入调查。

百余年树龄花梨树被“偷偷”挖走

28岁的邢维涛介绍，5月4日，在摄像头的监控下，他的堂叔邢×富等4兄弟叫来一辆挖掘机，拆掉圈挡在花梨树外高约1.5米、直径约2米的混凝土挡圈，将一株老祖宗留下的已生长了100余年的、直径约50厘米的花梨树挖走。邢维涛，邢×富等人在未通知他们一家的情况下“偷偷”挖树。

邢维涛的爷爷邢×桥说，他和邢×富等4兄弟是叔侄关系。父亲去世时，给他们等人留下了3株花梨树。2002年，因家里要翻修房屋，经和侄子邢×富4兄弟商量，他采伐了其中一株直径约30余厘米的花梨树，售价28万元。2005年，邢×富4兄弟采伐了一株直径约40余厘米的花梨树，这棵树在2002年时价值50万元。“剩下的这棵树应归大家共同所有。”邢×桥说，他已向警方报案。

采伐前未经批准，警方介入调查

6月4日，文湖村一村干部证实了邢×桥所说的情况。该村干部称，5月4日，曾有村民询问邢×富等人采伐是否经过林业部门批准，但邢×富等人拿不出相关手续。

文昌东路派出所民警称，5月12日接到报案后，民警即赶赴现场，经调查，该株花梨树系一周前被人挖走，挖树人正是邢×桥的侄子邢×富4兄弟，他们挖树前未通知邢×桥老人并征得其同意，邢×桥的家人也未在场。该案是否为盗窃案，警方正在调查，稍后将移交林业部门处理。目前该花梨木放在文昌文城镇一家工厂内，尚未销售。

据悉，按照法律规定，100年树龄的树木为古树，花梨木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按照规定作业前要办理手续并经过林业部门批准。

对此，邢×富称，他们所采伐的花梨木归自家人所有，不需要办理相关证件。(记者罗晓宁畅凯)

栏目合办：昆明市档案局盘龙区档案馆(局)老街档案文明街区位于昆明市五华区，南至景星街，北至文庙区域，东至正义路，西至胜利堂、市府东街。占地面积约21公顷，有各级文物、挂牌建筑33处，风貌建筑约4.8万平方米。街区内共有文明街、景星街、光华街、甬道街、市府东街、文庙直街6条主街道，有东卷洞巷、西卷洞巷、吉祥巷、大银柜巷、小银柜巷、幸福巷

记者朱小旅

文化城第150期

踩着被磨得光滑温厚的石板路，穿梭在文明街西卷洞巷青瓦土墙的小巷子里，着眼处，尽是鸟语花香的小合院和两层楼的土木结构民房。走进文明街历史街区，恍若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只是少了几位奔走着的人力车夫和挑着扁担走街串巷的货郎。然而，这里却保留着昆明数量最多的老式民居建筑，这些民居大多布局规整，结构严谨，雕梁画栋，制作精巧。因而，有人说，这里是昆明民居建筑的“博物馆”。

据资料记载，文明街区起源于大理国时代，至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900年的历史沧桑在文明街片区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蕴含着岁月的丰富信息。其中，以传统民居为主的老建筑不仅残存着世代老昆明人的生活气息，记载着藏于民间的市井智慧和朴实的美学思想，同时，也代表着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昆明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因而，文明街历史文化街区是活的史书和文化宝库，与众多分布广泛的历史文物一起，构成了城市的记忆。

总督衙门奠定的老街格局

明清两代，文明街区已是云南府乃至全省的行政中心。据有关资料记载，现在文明街片区的格局，是从清代康熙时期云贵总督在此建署而开始逐步形成的。康熙二十年(1681年)，总督蔡毓荣把旧云南府改建为总督署(现人民胜利堂)。总督衙门建立后，周围的道路便应运而生。“甬道”是清代官员进行礼仪活动、进出总督衙门的正式通道。而地位身份较低的官员及平民，只能走侧面较为狭窄的小巷，这就形成了甬道两侧呈“L”形的东卷洞巷和西卷洞巷。

总督衙门的建立，奠定了现在文明街片区的格局基础。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街区内主要街巷至清末都已成形。清代昆明实施分区管理，形成“四坊十八铺”格局，街区被划入“崇西坊”。

据老昆明人栗臻介绍，清朝后期，南正街已成为城内最繁华的商业街，设有大量绸布纱绒、纸张笔墨店，在三牌坊以南设有银号，故有“大、小银柜巷”之名。甬道街、文庙街一带有不少金箔、缨帽、皮草店。光华街的“福林堂”等中药老字号传承至今。邱家巷一带，富甲一方的“钱王”王炽购置大量宅地，设“同庆丰票号”和“兴文当”。

1928年，昆明设市。官衙废除后，城中心腾出了大量稀缺用地。人们抓住机遇在街区内购地安宅。街区内多数历史建筑都集中建造于这十多年，这一时期建筑成为街区留存建筑的代表。

合院式民居的代表

历史上昆明的民居建筑多吸收中原汉族风格，经数百年发展，形成了完善的体系并成为民宅的主要选择，而其外山封闭的特点，有利于密集布置，集约利用高原平坝的土地资源。此外，在以汉族合院式房屋为主的同时，昆明民居还吸收了白族、彝族等各民族民居的特点。

据栗臻介绍，合院式房屋一般以间为单位，组成三间单幢建筑(称“坊”)，然后围合形成代表昆明地区特色的“一颗印”合院式民居。同时也有来自滇西大理白族的“一字型独坊房”、“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六合同春”等建筑；来自滇东南建水、石屏地区的“三间六耳下花厅”、“四马推车”等。合院式房屋是云南继干栏、井干、土掌房后新的民居体系。

据有关部门调查，文明街片区目前保存较好、建筑档次较高的宅院尚有二十多处，其中尤以小银柜巷7、8号院，居仁巷10、11号，西卷洞巷1号，吉祥巷18号，文明街11号比较精美。这些民居代表了那个时期昆明民居建筑的水平，体现了中原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的交融，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

“文明街片区临街店铺定格为样式独特的两三层的土墙木楼，上层大多供人居住，微微向外挺出，并有样式不同的垂柱，下层是商铺，缩进一点。各户店铺之间，有风火墙相隔。这种单檐垂柱重楼为主的临街铺面，连接成为街坊，是昆明的一个特色。”栗臻介绍说。

走进文明街片区，最吸引人的无疑就是光华街和文明街交叉转角处的那幢福林堂大药房。这是一幢三层楼和三开间的中式土木结构建筑，店门在“U”字正中，两翼分别向光华街和文明街延伸。这种形式，过去称之为“八面风”，因可兼占两条街的地利，向来为商家们梦寐以求。而与古旧斑驳的店铺一样布满时光印记的，是拥有百年历史的药房故事。福林堂始创于1857年，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云南现存最古老的药店。自创办人李玉卿随父来昆开店，经过四代人的苦心经营，福林堂已从初开张时人称“簸箕堂”的一间小店铺，发展成为昆明最负盛名的中药店，成为弘扬中国医药文化的窗口。

绕过福林堂，就来到位于小银柜巷的“马家大院”。据栗臻介绍，“马家大院”的原主人是滇中名将马轸。这座门牌号为7的大宅院建造于1923年，坐南朝北，是一座结构为“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的砖木建筑，也是昆明现存保护最完整的白族民居建筑。进入大门，大院的天井和楼上楼下的走廊都很宽敞，每个房间都有雕刻精美的格子门，额枋等木构件上也有精美的雕刻，工艺十分精湛。由于建筑精美、保护完好，“马家大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2001年度文化遗产保护奖。如今，这里还成为云南电视台挂牌的影视拍摄基地。

此外，还有位于甬道街73、74号的聂耳故居“成春堂”药铺、居仁巷10号的傅氏宅院、马家大院旁古色古香的戴丽三故居，都是精美的昆明民居代表。

昆明的图书转运站

除了众多精美的民居建筑，文明街区的商贸形态也值得一提。

据栗臻介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兴的图书出版商进入云南，不同规模的书店在光华街从事经营活动，林立的书店让光华街构成了书市一条街，许多渴望知识的人来到光华街逛书店，购买所需要的图书，成了昆明的新鲜事。

“当时，不少集编印发行为一体的大书店都集中在光华街，其中包括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微博]和中华书局[微博]，商务印书馆是一幢两层楼的西式建筑，中华书局位于商务印书馆对面、云瑞公园的东侧，是幢半圆形的二层楼建筑。此外，还有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也是拥有发行权的书店。”

光华街书店林立，除了这些有发行权的书店，还有一些只出售全国各地书商发来的图书，兼带出售文具的书店。据栗臻回忆，在甬道街口有一家万卷书店，藏书很多，书从地上一直堆到楼板下，古今中外的都有，书店不仅出售图书，也可以收购旧书，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贫困文人为了筹措回家的路费，就把藏书便宜卖给书店。除了售书，不少书店还兼营出租。那时，用几分钱便可租到连环画小人书，这也是让儿时的栗臻最高兴的事情。

“过去，图书从发行地运到昆明很难，需要由专人用马驮人背送到读者的手中。而光华街作为图书的转运站，成了文化知识的扩散点，给市民看书买书带来不少便利，这条街上所发行的各种教材，也对云南的教育事业也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栗臻说。

如今，这里曾经成片的书店早已难觅踪影。居住于此的老人们望着街道上的商铺此兴彼衰、潮涨潮落，怀念着它们在不同时期给不同需求的人们留下的美好回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清代一度兴盛于此的灯笼店、蜡烛铺、大索行等早已退出人们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文明街的年货市场、瓷器店，文庙直街的衣帽行也成为如今老人们的童年梦境。甬道街和文明街在上世纪80年代后由工商部门搭建“铁皮棚”，经营旅游工艺品、花鸟鱼虫和杂货，“花鸟市场”声名鹊起。文庙直街则成为广告招牌一条街。

如今，这些聚集在文明街区的老建筑群落俨然成了一座昆明民居博物馆，而这些独特的建筑是极为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也正是昆明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