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安国：红木家具鉴赏要看艺术与文化\北美软木价涨后经销商进货意愿下降

本报记者卢曦

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中国家具协会承办的“红木家具精品品鉴会”上，记者见到了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红木家具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濮安国，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在见到造型、工艺精美的红木家具作品时总会夸上几句。但濮安国也指出，现在家具行业创新不足，大多数企业只是在仿制明清家具款式。其实时代在发展，旧时的家具不一定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观念，只有深入体会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精髓，才能继往开来、更好创新，推动传统家具行业向前发展。

濮安国在谈到付出40多年心血研究的明式家具的艺术成就时，顿时像年轻了许多，他充满活力、精神矍铄，并用苏州人固有的吴侬软语笃定地表示，明式家具是造物艺术的一个典范，不管从美学、工艺学还是艺术风格上，均达到了中国家具成就的顶峰。

独爱明式家具

濮安国说，明式家具以东方框架式结构为主要特征，表现了特有的民族性和渊源悠久的文化性。几十种不同的榫卯构造，通过联结各种部件，形成了千变万化的家具式样，这是我国最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并包含了古人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意识。

濮安国指出，中国明式家具，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西方世界设计革命的榜样。西方盛行的洛可可、巴洛克风格，其实是从我国明代家具中得到的启示，然后才出现的新变革。因此，我们应该从传世的明式家具实物中，挖掘出更多珍贵的民族文化精粹。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喜欢清式家具，认为繁琐复杂的设计和造型就是美，对于这种观点，濮安国很不认同。他说，改革开放以来，红木家具界兴起了一股以繁为美的奢侈之风，这是现代人物质欲望太强的集中表现，他们只看重表面华丽的家具，而没有真正体会家具蕴藏的深刻文化内涵。在濮安国的著作《明式家具的文人意识》一文中，他清晰地阐明：明式家具不仅能通过精致、匀称、大方、舒展的物质形象展现出造型的艺术魅力，而且不停地向外传达一种合乎自然“至质”的和谐，这给了人们一种超然沁心、古朴雅致的审美享受，甚至给文人们带来了一种脱俗和生机。从美学意义上讲，是文人对历史传统的审美总结，是对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光大。

企业发展需不断创新

针对目前行业内生产厂家众多，但精品却难求的现状，濮安国较为忧虑：“目前优质硬木材料已经越来越稀缺，而不少企业却在追求产量，为了利润不顾产品质量，既浪费了珍贵的木材，又没有把中国的传统家具文化进行传承发扬，实在令人痛心。”

应该说，明清时代的家具确是中国乃至世界家具史上的奇迹，但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一定是精品与糟粕并存。继承优良传统，传承先进文化，创造出新的家具风格，便是当代家具业的任务和方向。濮安国说，企业在生产和设计上，不能仅仅去仿古，因为时代在发展，传统家具也应适合当代社会的生活要求。家具的使用和社会功能都要有时代特征。我们生活的是一个迅猛发展的信息科技时代，无论是居室空间、房屋结构或是生活方式，与古代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具作为与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物品，更加不能脱离时代精神。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行业内有人把古典家具进行了所谓的改良，把一些明式家具在尺度上加以改变，或放大或降低，做这样的改良是不可取的，家具的创新是在完全了解传统的前提下，从功能、工艺、形体、构造、美学等角度进行的更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的创作。这需要市场培育，有高级的技术、设计、管理等人才共同努力。

从业人员需加强文化学习

濮安国说，从事文化产业的人首先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5年前相比，企业已经对红木家具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这是值得鼓励的。比如，浙江东阳地区，多年来开展技艺比赛、进行专题讲座，不断学习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广东中山地区以构建新中式家居文化为目标，探索新中式家具发展的路子。这都将对传统家具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目前行业内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专业设计人才，工厂管理人员文化偏低。行业群体的整体素质需要提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加强学习，文化不是快餐，需要通过长年累月不断沉淀和磨练才能形成。

据了解，由濮安国担任院长的中国红木文化研究院，是由中国家具协会与江苏常熟海虞镇镇政府共同建设的，其根本目的是挖掘传统，探究创新，并通过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培训活动，增进行业学习意识。濮安国说，研究院除了配合行业、地方做一些红木家具研究课题和建设性方案外，还将打造以苏式家具为基础的中国红木家具文化中心。

文/濮安国(中国红木家具文化研究院院长)编辑/蔡静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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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安国，194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的明清家具专家和工艺美术学者，被誉为“中国红木家具研究和苏式家具研究第一人”，早年在业内有“南濮(安国)北王(世襄)”之称。现任中国红木家具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

近三个世纪以来，红木家具在中国家具史上独领风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它几乎都是中国家具不可替代的高端品类代表，也是在不断开发和创新中最具时代性的家具。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崇尚红木家具的风气越来越浓，中国红木家具需要在不断加强文化传承中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材美质坚是红木家具的文化载体

我国古代家具，发展至明代中叶，继几千年以来的漆木家具之后，又产生了以优质硬木为主要材料的小木作家具。家具的用材相当广泛，有榉木、柞槙木、花梨木、鸂鶒木、铁力木、乌木、酸枝木和紫檀木等。中国古代从漆木家具发展到硬木家具的历史过程，是我们民族对家具用材的认识、开发和创造的过程，它充分表明，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家具的用材业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家具文化现象。通过家具用材表达家具文化的意义，已成为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故有许多人对苏州地区用榉木、老花梨木制作的明清家具，常被认为较多的是“明式”家具；而包括其他地区采用紫檀木、酸枝木制作的家具，则认为多数是“清式”家具。显然，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家具的用材与家具的风格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家具用材文化现象的一个大体认知。

当时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人对家具提出了种种新的观念，尤其是在江南榉木家具的基础上，随着硬木资源的扩大和增多，对家具的用材更加讲究质地细密、纹理天然。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一书中提到当时制作家具选用的材料已有花梨、铁梨、紫檀、香楠、花楠、豆瓣楠、赤水木、椤木、乌木等十多种。并把“花梨、铁梨、香楠等”冠之谓“文木”，将石面山峦叠起、风云飞卷的云南大理石称为“文石”，从文人的美学观出发，加以大力提倡。

家具用材的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漆饰家具在人们生活中的传统习俗和思想意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情结和精神享受。“材美而坚，工朴而妍，假尔为凭，逸我百年”，这是南京博物院藏明代万历年间花梨木书案(铁力木面板)的铭文。主人当年所表达的情怀与感慨，鲜明地体现了时人崇尚新材料家具的文化意蕴，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家具用材的一种文化追求和情趣。

随后而起的红木家具，则是我国家具用材文化传统的承继和延续，由于种种优质材料的屡出不穷，使红木家具渐渐地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更为广泛的家具文化现象。直至清代中叶以后，红木家具已是相当流行的高档家具，成为许多家庭体现财富和地位的一种象征。

然而，红木从一开始就不是单指某一树种，在江南一带除最常见的榉木之外，对来自海外的优质硬木都统称为“红木”，如有老红木、酸枝木、香红木、老花梨木、花梨木、铁力木等。2000年，政府有关部门制订了《红木》国家标准，将红木木材确定为“33个树种”，“归为紫檀木、花梨木、香枝木、黑酸枝木、红酸枝木、乌木、条纹乌木和鸡翅木8类，隶属于紫檀属、黄檀属、柿属、崖豆属及铁刀木属。”现在又组织红木界代表、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专家共同商讨《红木》国标的修订，并有消息称，本次修订将扩大红木树种范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新的红木树种为当今如火如荼的红木家具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为红木家具新时代的辉煌提供了物质保证。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红木树种的变化给我国红木家具用材的历史属性和文化属性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产生许多不同的认识。如近些年来，业内市场不是充分地去体现每种材料独特的材质美，而是一味地强调木材树种的所谓产地，强调新料与旧料的比价，对于不同材质、色泽、纹理等等在红木家具所展现的文化性和艺术性却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认为“鬼脸”越多越贵，或将一些家具搞到了花里胡哨的地步，有人竟还以为这就是中国古典家具用材的传统文化。这些把明清家具文化仅仅停留在材质表面层次的认识，已经十分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传统家具在新时代的发展。这种近乎“唯材为美”的现象完全扭曲了家具用材文化的特殊内涵。因此，我们必须从新时代的高度，认真地去揣摩古人重视家具用材的本质意义和文化价值，更好地去重视传统家具“材美而坚”的人文精神，不断地树立现代红木家具的品牌地位。

手工技艺是红木家具的文化精粹

传统红木家具最令人赞叹的是手工技艺，一件家具不论其品种、类别、款式，或用料的多少、部件的大小，都需要经过手工制作与加工过程。锯、刨、刮、雕、凿、锉、兜料、嵌接、开槽、理线、装配、打磨、揩漆等一系列的手工工序，才能具体实现出家具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因此，是生产过程中运用的高超制作工艺，使不同材料和不同部件产生了不同的造型效果和装饰作用；是卓越的手工技能，使完美的家具形体、式样，表现出了作为物质产品的文化性和艺术性。今天，人们之所以对中国家具仍保持着如此高涨的热情，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家具中这一份珍贵的手工艺创造的文化特色。例如，瓜楞腿柱“外圆弧”转接“内圆弧”的加工制作，桌子抽屉的“左推右出”严密合缝的装配工艺，都是传统木工手艺中的绝活。还有抽屉和橱柜门扇的所谓“关口风”等，均是手工艺制作的“技巧美”。传统的五足梅花凳，五足端在转圈换位中能做到相印合一，丝毫不差，匠师们把这种工艺还称作“调五门”，也是木工工艺之一绝。

明式家具制作技艺，2005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充分地说明这一传统手工技艺必须在当今红木家具的生产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而所谓“技艺”或“传统技艺”，所指的也正是这些能表达或实现产品艺术性的各种手工文化。这些制作技艺大多具有丰富的经验性，在艺人和匠师们的手中，往往是感性的、直接的一种技术和能力，是他们几十年亲自实践的收获，有的还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实践的积淀和智慧的结晶。例如红木家具的揩漆工艺，其工艺的讲究，在江南地区从未停止过，而在现代生产中有的已面临失传。古家具上或古董行业中所说的“包浆”，其实与打磨、上漆、揩光工艺是密切关联的。故揩漆的红木家具往往明净光亮，滋润平滑，有一种耐人寻味的质感，手感也格外舒适柔顺。其实，传统的所谓“清水货”，决非是现在市场上那种“打磨上蜡”的产品，而是指选料精良，色泽一致，无需再做着色而直接做揩漆的红木家具。

在传统手工艺中，不少是富有知识性和思想性的东西，是由经验上升得来的理论。在传统红木家具上，我们不难看到，体现产品文化、艺术的技艺，除了特定的“操作技术”外，还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文化内容，体现了人们实现传统家具造物的种种思考和睿智。若依造物生产的具体“操作技术”而言，可以是古老的手工工艺，也可以是今天发展了的现代科学技术。但两者所表现的特征却不相同，赋予产品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也不一样。所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明式家具的制作技艺，需要传承的正是以许多手工艺为表现特征的文化遗产，故在当今红木家具的生产发展中应该得到更好更充分的体现。许多机械加工仍然不能替代的手工文化的特征，例如，各类变化的“线脚”，榫卯的“接合攒斗”，构件所作的“满工”和“铲洼”等，至今在红木家具上常常都缺乏表现力，就连“鼓腿膨牙”的造法，很多也已失去了优秀传统的韵味。所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明式家具的制作技艺，正是以手工艺为表现特征的文化遗产，代代传承，应该在当今红木家具的生产中得到更好的体现，和更充分的发展。

简而言之，红木家具的制作技艺集我国古代木作工艺之大成，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中的优秀典范，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精粹，对弘扬我们民族文明，丰富当今人们物质生活的文化品位，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卯榫结构是传统家具的文化奇迹

距今七千多年前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有出土木构卯榫，经历朝历代的发展，从宋代建筑的“细木作”工艺，再到明清硬木家具精密完善的组织结构，可以说是完成了一项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发明和创造。这种凹凸错落的“阴阳艺术”，不仅给中国家具的造型形态带来了无限神秘感，而且以它精练完美的模样，巧妙合理的方式成为一份最富有科学色彩的、体系完整的文化奇迹。

传统家具卯榫的构造和组织，最早是由我国优秀的建筑设计师杨耀总工程师精心测绘制图的。其中有明榫、闷榫、格角榫、红木托角榫、长短榫、抱肩榫、燕尾榫、穿带榫、勾挂榫、挂榫、楔钉榫、夹头榫等等几十种。如以夹头榫为例，通常在案桌腿料上端开出槽口，嵌入牙头和牙条，然后将端头的出榫部分装入面框的卯穴之中。这种构造的优点是运用牙条的边长来增加与桌面的接触部位，增强物体刚性结点的力度，又利用牙头的形式加大了牙条与腿端相接的面积，更使牙条与案腿之间构造稳固坚牢。这种卯榫是功能的，也是科学的，更是艺术的，在这种丁字形的案腿卯榫构造中，还因材型和部位的不同，结合方式和组织方法又有不同的种类和差别。如插肩榫和平肩榫，它们所体现的都是具有标识性的造物文化，充分地反映出了我国木工手艺的文化特色。我国传统家具科学合理的卯榫与构造，至今仍深深地震撼着世界同业。

我收集到一把木工使用的“大方尺”，其“尺苗”与“尺座”垂直的结构方式，十分罕见，发明者利用硬质木材的刚性弹力将扁材“尺苗”的一端劈开，做成两片榫头，插入了“尺座”座端的锯缝卯槽口内，不动不摇，固若一体。这种可称之为“片夹榫”的卯榫，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我国木工卯榫工艺惊人的创造力又一次为我国古代卯榫工艺增添了至今尚未见记载的新样式。

许多卯榫的构造，千百年以来使中国家具制造充分地发挥了木材自身材性的特点，造就了家具形体造型的独立式样，它不需要采用其他任何材料和手法进行连接和加固。由此，在现代红木家具生产中，应当充分运用我国传统卯榫构造，更好地实现现代红木家具形体与功能的统一设计，体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制造成果，杜绝一切虚设与假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构伤害。

众所周知，红木家具卯榫采用机械加工早已成为一种趋向，但许多机械加工工艺的不尽合理，如釆用现代家具“圆管接榫”，以及使用现代黏合胶替代传统卯榫的做法，都是与红木家具产品不相称的严重隐患。

设计创新是当代红木家具的文化价值

毫无异议，现代生产的红木家具，与明清两代优质硬木家具使用的材种、加工工艺都有着很多差别。现实的社会环境与古时更有巨大差异，许多新的观念和要求，都需要我们去努力创造红木家具新的时代精神。通过现代生产的红木家具产品，去体现崭新的时代意识，表现出新的时代属性，继续树立起高端家具品牌的产品形象。

今天，我们不难认识到，所谓品牌，常常代表着产品一种独特的精神品质，体现着时代的美学情趣和人文环境。品牌作为一种文化，是产品的个性展示，需要体现特定消费群体的价值观、社会地位及其风格和气质。因此，品牌作为一种文化，首先应当是时代的。

然而，至今不少商家却认为，只要是采用紫檀木、黄花梨木来仿制明清的宫廷家具，就是对我国家具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明式家具不伦不类的改造，就是对家具文化的创新。几年来，从南到北生产的所谓“皇宫圈椅”，比例失度、造型离谱、工艺拙劣，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对今天的家具市场和社会消费造成文化上的极端错位和思想上的严重滞后。显然，这样的家具无法代表当代的红木家具文化，缺少的是文化的时代精神。

应该怎样去看待当今的红木家具市场，认识传统家具的时代特征，我们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创新的路，真正地去打造出能代表中国高端家具的新一代，制造出二十一世纪的红木经典家具的品牌产品来。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和创新意识，多掌握一点继承与创新的基础理论知识，以文化传承发展的辩证法，遵循民族文化进步的客观规律。对材料与功能，品种与类别，造型与款式，结构与工艺等各个方面，我们应该不断地深入研究，精心地设计创造，发现新内容、新形式，从而实现新的转变。总之，创新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需要生产单位的持久实践，排除各种错误的导向，真正去走出一条“古为今用”的道路。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一家名牌红木家具厂负责设计和“创样”的工作。那八年多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即使是一条“明式捏角线”的应用和设计，都会几经周折，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最终才能在家具造型中取得一些新的效果。众所周知，“线脚”可说是明式家具的命脉，是中国家具形体线条美的重要表现形式，但只有在创新实践中，我们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其丰富的艺术生命和文化内涵。

红木家具的“线”同中国画的线条一样，均是中国民族艺术的菁华，充满着鲜明独特的形式特征和变化莫测的美学情趣。这种美是永恒的，是当代中国红木家具创新必须吸收的营养，是中国家具文化价值的重要标志。要让当今红木家具成为永久的品牌，需要我们从红木家具的制作工艺、使用功能以及现代人文环境等各个方面，去努力加强创新。

文章来源：《古典工艺家具》

相伴而行，中国地板行业蓬勃发展的20多年，正好也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20年，而每次的楼市起伏都伴随着地板行业的一个重要转折，可以说两者是相伴而行了20载。在这次楼市调控风暴下，又会给行业带来什么重大的改变？

我们将分4篇分别讲诉在目前楼市风暴下地板行业可能发生的变局。

第一篇相伴而行，讲诉地板行业与楼市的相伴而生的关系；

第二篇拐点还是疯狂，讲诉这次楼市调控的未来走势；

第三篇第一次亲密接触，讲诉地板行业是一个周期性行业，这次可能要与这个周期进行一次真正的亲密接触；

第四篇生存还是死亡，讲诉市场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行业参与者可能的策略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竞争格局，并试图描述孕育未来变局的因素。

1998年在上海试点土地拍卖开始中国逐步启动楼市，也正是在90年后半期，圣象、四合等品牌开始了地板的销售，上海的汇丽、四川的升达、杭州的升佳等引入了国内第一批地板生产线，开始规模化的地板制造。

2002年前后，中国的房地产由北上广三个一线城市逐步向二线城市快速发展，而地板行业也随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经过10年多的发展，2007年上海Domotex地材展，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繁荣。但当年紧随其后的第一次实质性房地产调控和强化地板产能过剩，引发了一轮惨烈的价格竞争，造成90%厂商在内销市场上的持续亏损，但由于价格下降，激发了市场需求，使工业化生产的地板迅速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并向3-4线城市全面渗透。

调控1年有余后的2009年，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4万亿救市政策，推动了房价的一轮暴涨，楼市的非理性繁荣由1-2线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轮楼市激进发展中，很多3-4线城市的需求开始出现井喷，挽救了大量岌岌可危的工厂。同时，源于全球应对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上游原材料暴涨，实木地板价格快速蹿升，在强化地板和实木地板之间拉出了一个空间，多层实木地板由此崭露头角，开始引领行业新一轮的发展。

2011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第二轮房地产调控和多层实木的崛起，导致绝大多数强化地板厂商盈利进一步大幅下降，再也无力支撑内销的品牌运作，自此退出争霸舞台。2012年调控政策的无疾而终和12-14年第二轮的房地产刺激政策引发楼市再次火爆，南浔军团乘势攻城掠地，由此形成了强化、多层和实木三足鼎立的局面。南浔也顺势替代常州成为中国地板行业的发动机。

14-15年第三轮房地产调控造成的需求萎缩和产能过剩，使南浔军团陷入了与常州军团之前的相同经历，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一轮轮价格战，虽然需求量出现暴涨，但是同期利润却是高台跳水，导致大部分南浔军团无力继续支撑品牌运营，前几年快速发展起来的品牌纷纷重蹈常州品牌覆辙。而这一轮变化最受伤的尽然是强化地板，生存空间被压缩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苦苦求生，去品牌化、低端化成为强化地板的标签。此役过后行业品牌数量锐减，市场收敛形成了1、2、3线品牌稳定的梯度竞争格局。

紧随其后的16-17年楼市暴涨，头部品牌在没有遇到太多抵抗的情况下，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固化了中低端及低端行业竞争格局。同期发生的消费升级，带动了中高端市场需求的扩大，进口产品逐步亮相成为行业新贵，中高端市场的争夺战替代了原有的中低端市场的价格战。

纵观上述这20年来楼市的4次繁荣，3次调控，每次都对地板行业都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其中的逻辑清晰可循，楼市繁荣带来需求暴增，工厂扩大产能，进而形成过度竞争，而楼市调控又导致需求萎缩，在过度竞争和需求萎缩的双重打压下，快速的淘汰战略错误的品牌或者产能，逐步向垄断竞争的稳定的竞争格局演化。

这次的楼市调控会以什么形式结束？

我们在对楼市理性分析之前，先看一组数据对比，然后问一下自己内心的选择，这个答案不用告诉任何人，只需告诉自己就可以。

截至2017年年末，美国房产总市值为31.8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203.7万亿。2016年年末北京房产总市值为55.94万亿，上海为63.06万亿，广州为22.16万亿，深圳为31.27万亿，总计人民币172.43万亿。如果计算2017年的增长，北上广深房产的总市值已经接近整个美国的房产总市值。（《卖掉北上广深，能买下整个美国!两个世纪大泡沫谁先破灭》一文中有详细的数据出处和推导过程，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无论所谓的专家怎么论证这个市值有多少合理性，假设你有足够的钱，北上广深和美国的房产也是可以整体买卖，你会选择买北上广深还是购买整个美国？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是永久的土地和房屋所有权，而中国仅仅只有最高70年的土地使用权。

下面开始进入枯燥的数据分析，不需要了解数据推导过程的可以直接看红字的结论。我比较赞同任泽平的房地产分析框架：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其实，就是从供应（土地），需求（人口）和购买力（金融）三个维度来分析。下面就展开做一一分析判断。

从购买力角度看，目前这个房价不需要贷款，而有能力买房的已是凤毛麟角，更何况这部分人群早就是多房一族了。所以，现有的社会整体购买能力实际取决于银行的房贷政策，显然目前有大范围的限贷政策遏制了社会购买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到2017年年底我国居民贷款余额为40.5万亿，其中绝大部分为房贷，占当年GDP的48.97%（数据来自时寒冰的《去掉“过快”是房价的转折点吗？》），也就是说我国居民的实际融资能力已经基本丧失。由此可以认为在这个房价点上，已经超出了中国整体社会的贷款购房能力，当然也远远超过了实际购房能力。

从供给层面看，我选取了空置率作为可量化的指标。中国房地产空置率究竟是多少，官方没有给出确切数据，只能选用前几年西南财经大学调查报告中的数据：2013年全国城镇家庭住房空置率高达22.4%，其中六大城市空置率分别为：重庆25.6%、上海18.5%、成都24.7%、武汉23.5%、天津22.5%、北京19.5%。三线城市住房空置率最高，为23.2%。这样的数据已经非常惊人了，按照国际常见的标准，空置率10%以下为较合理区，房屋供求基本平衡；10%-20%之间为危险区间；20%以上为房屋库存严重积压。我想5年以后的今天，这个数据只会高，不会低，这个结论应该不需要论证。所以，从供给角度看，可以说已经全面过剩，包括北上广深。

再从需求角度分析。楼市的长期需求取决于人口增长，中国目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持续下降，根据预测到2030年将出现人口负增长，也就是说从长期看，需求是在萎缩。

短期看，需要分析存量的改善性需求和城市化的增量需求。根据2017年7月6日，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了一篇题为《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文章称，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虽然低于美国，但跟已经超过德国的38平米、英法的35平米，在欧盟国家中仅仅比丹麦的48平米低，远远高于日韩的19平米。在全世界已经属于排名靠前了。所以，存量的改善性需求空间真的已经不是很大。

从人口城市化的增量需求分析。先看城市化率，截止2017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8.52%，各省域的城镇化率可以分成四个层次:

1.包括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城镇化率为80%～90%；

2.包括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重庆、辽宁等7个省区，城镇化率为60%～70%；

3.包括黑龙江、山东、湖北、吉林、宁夏、海南、山西、陕西、河北、湖南、安徽、青海、内蒙古等13个省区，城镇化率为50%～60%；

4.包括四川、新疆、广西、河南、云南、甘肃、贵州、西藏等8个省区，城镇化率不足50%。（数据来源：山川行的《1949年~2017年，中国人口5.4亿~13.9亿，城镇化率10.64%~58.52%》）

从上述数据分析，东部继续城市化率的空间已经不大，因为美国目前城市化率也就80%，目前不太可能超过美国。中西部从理论上仍存在进一步的城市化，也就是说仍然有增量需求。但问题是人口到底流向了哪里？海通证券的研究报告（《三四线城市的“真相”：“人口流出”与“房价上涨和消费增长”真能共存？》）的结论：根据常住人口增速来看，三四线及以下城市的人口增速一直处于0.3%左右，低于全国人口平均增速0.5%，也远低于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速。当前，一线人口流入放缓主要与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直接相关，而优惠政策和经济迅猛发展是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的主因。目前少数三四线城市出现人口流入，一部分是因为一二线城市的溢出效应使得周边三四线城市人口也出现流入，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务工人员返乡养老。但是这一块占比有限，三四线的人口增速整体依然低于全国平均增速，意味着整体来看人口在流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三、四线以下的城市人口是流出的，不能形成对楼市的持续需求，而人口会持续向省会城市，一线城市周边的城市以及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城市集中，这些城市未来的楼市需求还会持续增长。

我们从供给、需求、购买力三个维度分析后得到的综合结论是：目前阶段供给实际已经超过需求，需求从长期看呈下行萎缩趋势，短期看城市的存量需求（改善型需求）已经不大，城市化增量需求，将主要集中在省会、一线周边和产业发展能力较强的城市。目前的房价已经超过实际购买能力。所以，从这三个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楼市拐点应该可以确定。还有一点不能说，但不得不提的，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如果楼市房价一意孤行，很可能会被釜底抽薪（这部分就不展开阐述）。

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分析范畴，所以仅仅依靠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结论往往会出现较大偏差，必须要增加政治考量。这10年来历次楼市调控的失败，均是因为不能承受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这种压力只能意会），半途而废。那这次会不会？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去掉了之前一直使用的“快速”两个字，其中表达的意义就完全不同，这是最高层对楼市政策最为明显和坚决的态度。这体现在这次调控的手段与以往不同之处，货币政策虽然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逐步回到适当宽松，但是没有像前几次一样，任由钱往楼市里流，而是从开发商的各条融资通路:股市、债市、银行各个渠道牢牢扎住篱笆，限购限贷毫不放松。今天坊间又传出取消商品房预售制度，这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看，这次楼市大限真的来了！！

我们再来看看房地产大佬们的现状。远的如李嘉诚抛售物业，撤离房地产；万达被迫卖身还债；近的，万科、恒大等房地产龙头企业纷纷更名，去房产化；万科内部会议中更是明确提出，万科未来几年的战略目标是“活下去”，全力回款和转型……

楼市

灯光摇曳，乐队已放下乐器，悄然朝门口走去

对地板和建材行业而言，其实房价并不是关键因素，成交才是关键因素，没有成交就没有需求。而目前的政策首先就是冻结交易，造成需求的持续下降。一旦房价的拐点显现，很可能放开管制也没有成交，买涨不买跌，这是普遍的消费心理。由此我们的判断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新房的成交会在20年来的历史低位长期徘徊。

凛冬已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