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漏洞百出

　　 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我恰恰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而中国式管理的倡导者曾仕强先生的理论，无外乎都出自于这两个范畴。《大易管理》这部书我不想评论，老先生将中国《易经》解释成这个样子，至少可以说明这位管理大师对《周易》基本没有认真读过，更谈不上研究。在《尚书·洪范》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稽疑……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说的是当心中有疑惑的时候，首先要问及自心，这疑惑来自于何处？其次要向专业人士进行咨询，在者进行社会（市场）调查，最终再“谋及卜筮”。中国古代哲学中，《洪范》是一部关于国家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一部重要且颇具高屋建瓴的作品。可见，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虽然周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管理方法上，还是要让位与实实在在的数据调查和专业人士的意见。因此，《大易管理》这部作品将周易与管理的结合，实在是让人感到有牵强附会之嫌。此外，对于周易的卜释，《大易管理》中的解释更是惨不忍读。对于《周易》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术数著作，在爻辞的理解上，必须要考虑到所卜之事、之人、之时、之问，同样的爻辞在不同的人、事、时间中，会有着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这是《周易》之三易——简易、不易、变易——的重要特征。而《大易管理》这部作品将《周易》简单化成一个个公式，实在是斯文无光。

　　 其次，在曾仕强先生经常提到的中国式管理、美国式管理和日本式管理的划分上，也是同样存在着拍脑门的痕迹。他认为美国式管理是打固定靶、日本式管理打活动靶、中国式管理打飞靶，看上去高明有趣，但是仔细分析却基本上不成立。我们都知道，美国式管理在50-60年代，确实被日本式管理超过，究其原因，并非是日本更注重“弹性应变的合作能力”，相反，在引进了美国戴明质量管理方法后，日本将戴明不断改进，不断研究的企业管理方法，与其自身注重数据、注重情报的习性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在90年代初，我曾经在日本公司工作过，亲眼目睹了日本大型企业对情报的重视，以及庞大的数据情报收集、分析机构，可以说，日本并没有将美国数据管理的方法进行改造，而是将其贯穿的更加彻底，做的更加细致。而今天，在互联网平台日益发展，信息化管理日渐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的时候，数据更具有比以往更重要的地位。靠“以让代争”、靠“推、拖、拉”的管理理念，中国企业恐怕不但打不中飞靶，甚至连就在手边金山，也在这“乱打”中拱手让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