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师傅打地方牌:专攻地方口味
时间:2010-03-12 人气:1142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作者:
概述: 这家中国内地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商打造了一个专攻地方口味的神秘团队,并依靠他们研发的200种产品成功挽救了不断下滑的业绩。 文|CBN记者 昝慧昉 图|王卓 东北很少有人不爱吃小鸡炖蘑菇,而西北人则更偏爱油泼辣子……面......
这家中国内地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商打造了一个专攻地方口味的神秘团队,并依靠他们研发的200种产品成功挽救了不断下滑的业绩。
文|CBN记者 昝慧昉
图|王卓
东北很少有人不爱吃小鸡炖蘑菇,而西北人则更偏爱油泼辣子……面对一个地域广阔而众口难调的市场,中国内地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商康师傅想出的办法是,用200种地方口味方便面来迎合顾客的口味。
餐馆里有这样一种食客:他们只点一种食物,虽然每人一份,却对端上桌的食物浅尝辄止,反而用更多时间记录、讨论,过程中还不时地在碗碟中挑挑拣拣,似乎在寻找什么。如果这些人不是什么美食评论家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康师傅派出的方便面地方口味开发小组成员。他们的任务是要考察地方菜式,以确认是否可以作为康师傅方便面即将上市的新口味的标杆原型菜。
这支负责品尝和研发的团队由20多人组成,他们在8年间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而康师傅方便面事业部也以口味来命名,比如东北炖、江南美食、本帮烧等。据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方便食品事业群企划本部副总经理卢宗庆提供的数据,2009年康师傅方便面的销售额达到170亿,其中地方口味产品贡献的业绩占到24%。
但是康师傅开发针对区域市场的地方口味,最初却并非出于主动。
1992年,这家来自台湾的食品公司正式进入内地市场,但当时仅有一款红烧牛肉面—这是典型的台湾地方口味。由于当时的竞争并不激烈,康师傅仅凭这一款产品便打开了全国市场,公司业绩也在1997年达到高峰。但从那以后,康师傅方便面的业绩却不断下滑,从1997年的42亿下滑至2002的38亿。
为了扭转颓势,康师傅最先想到在改变包装上做文章。但事实证明,仅凭从碗面到杯面、桶面的外观变化,收效甚微。在一番调查后,康师傅发现,消费者对单一口味的方便面已经感到厌倦。
1997年时任企划部协理的卢宗庆去西南出差时,当地的经销商曾向他反映红烧牛肉面不够味,要在面里加油辣子。当地人对辣口味的偏爱提示了他,于是2003年,康师傅率先在西南推出了第一个地方口味的系列产品—油辣子传奇。
从此开始,这家公司开始尝试转变思路。这一年,卢宗庆提出将方便面的工艺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菜系相结合、做地方化口味。随后,这一提议在康师傅内部获得了通过,由企划部牵头提出某种地方口味的开发计划,研发部门负责研发、落实。
为了配合地方口味产品的开发,康师傅在原有方便面研发团队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筛选招聘了7位“地方口味专员”,这些隶属于研发部门的口味专员常驻于康师傅在全国下设的7家分公司中,主要工作是根据上级指示在当地寻找有特色的地方口味。
“业绩衰退迫使你必须去思考创新,创新就必须多元化,而一旦多元化你就被迫要做出很多繁琐的事情,”卢宗庆说,“过去没有地方口味专员,现在必须增加。他们是当地人,应该最了解当地口味。”
此后的几年中,康师傅通过不断推出新地方口味产品的方式,增加了市场占有率和销售收入。比如,2009年油泼辣子面的诞生就是针对西北区域市场而为。
但推出一个地方口味产品的过程却不如想象那么简单。
2008年底,康师傅企划部将发源于陕西的酸汤面列入了开发专案。这一方案首先被传递至天津总部的研发中心。很快,身在西安的地方口味专员张璇就接到研发中心的电话,通知她为酸汤面研发做前期准备。
张璇是西安人,2006年食品工程专业毕业后通过公开招聘进入康师傅,成为屈指可数的地区口味专员之一,负责整个西北地区口味的探索寻找,涉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在内的6省。
张璇首先搜集了一些酸汤面的背景资料,并列出当地酸汤面做得好的餐馆。对于她来说,这并非难事。没有研发任务时,张璇就对西北地方口味做过粗略调查和积累,平时吃饭时遇到感觉不错的菜品她也会拍照,并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下口味及配菜。除了自己的判断,张璇还会请康师傅在当地的厨师顾问做推荐。
这些厨师顾问也是康师傅层层筛选的—由地方餐饮协会推荐,先后通过研发中心相关负责人和总经理的面试,在厨房实地烹制过地方特色的菜品,善于言谈、厨艺高超且了解餐饮流行趋势。地方口味专员与厨师顾问的互动很多,平均每月都会联系四五回。
一番梳理后,张璇列出了分布于西安、宝鸡、岐山在内近80家餐馆,她要在两周时间内将这些餐馆的酸汤>>面都吃一遍,并从中筛选出口味较突出的。那些天里,张璇平均每天要去5到7家餐馆,最多的一天甚至跑了12家。
这并不是个容易的工作,张璇一天三餐都吃酸汤面。好在她有4级厨师资格证,只要尝一口面条就能分辨其中的味道和配料,而重点则在拍照、记录包括餐馆、面的名称,以及包括外观、配菜、口味在内的信息。
踩点结束,张璇回到西安分公司,开始将相关资料和筛选出的30余家餐馆汇总成正式的报告。一周内,这份报告出现在蔡佳的办公桌上,她是酸汤面项目研发部门的负责人。
判定报告可行后,一支由口味研发员、调香师、企划专员构成的地方口味研发小组,登上了飞往古都西安的飞机。蔡佳将这次行程称为“西北美食之旅”。
接下来的3天,这支由4至5人组成的地方口味研发小组会同张璇一起,按照她事先安排好的行程,分3天尝遍入选的30余家餐馆的酸汤面。考虑到在不同时段,当地人吃酸汤面时会在辣度、酸度、面的分量等方面有不同选择,张璇将这些餐馆按照其提供酸汤面的时间段,以早餐、正餐、夜宵分类,每类各取几家组成。
经过3天的走访,地方口味研发小组会选出其中一两家不错的餐馆,邀请当地的厨师顾问品尝,并最终结合厨师顾问的意见,选定其中一家的酸汤面口味作为康师傅油泼辣子面的原型。至此,张璇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回到天津研发中心的蔡佳和口味研发员,要开始为新口味实现工业化而忙碌了。
地方口味采用了很多传统原料,在工业化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工业化的主要困难,在于从餐馆里的实物,转化成两元的方便面,既要口味像,又要考虑成本,确实是一个挑战。不知道什么地方遇到问题,就会耽误一些时间。”蔡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这款酸汤牛肉面在研发过程中就因为选错了醋而误了事,通常可以半年完成的研发,最后花了一年。
新口味在实验室研发成功后,还要制成样品拿到当地找消费者做口味测试。消费者品尝后按照康师傅事先设定的项目打分,总分达到一定分值合格后,才能量产,否则要继续修改。
前后经过三次口味测试才推向西北市场的酸汤面,在上市后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卢宗庆表示,只占当地销量8%的油泼辣子面上市后却带动了区域地方口味的销售,使得区域地方口味的年成长率达到了30%。
然而,也并非所有有特色的地方口味都会被选入康师傅方便面的开发名单。
在选取口味上,康师傅一方面要遵循“大数原则”,毕竟提供适合大多数当地人饮食习惯的口味才更容易在商品化后获得成功,否则即使将口味做到最好,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销量支撑;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成本因素。康师傅在中国高端方便面市场的份额达到70%,是价格的制定者。目前市场上,袋面的价格是2元,碗面3.5元,如果超过这个价格也没有增加重量或特殊的东西就很难卖。
“知道了这个事实,后来发展新口味就要在这个价格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从售价反推,毛利是多少,你能投入的成本就是多少,所以开始的时候就不能天马行空。”卢宗庆说。
现在康师傅高端面的成本达到65%,地方口味产品因为销售区域有限、规模不够,所以利润率低于全国销售的产品。对于这种现状,卢宗庆认为随着未来区域饮食习惯的融合,地方口味的销量会越来越多,会相应带动其毛利的增长。
2009年11月,康师傅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该季方便面营业额同比上升9.59%至5.94亿美元。根据尼尔森公司2009年9月的数据,康师傅占中国方便面市场销售额的54.2%,稳居第一位。
尼尔森分析师称,随着国内消费者健康意识增强,以及对于健康的追求,方便面市场的增长一直都较为停滞。但与此同时,值得留意的是,虽然在消费量上整体市场呈现萎缩,但销售额增长速度快过于销售量,暗示消费者有消费升级的现象,即会去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产品。
康师傅注意到了这种变化。2010年,除了在原有的方便面系列下开发新口味,康师傅还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推出价格相对较高的非油炸方便面和杯装粉丝产品;未来在一些尚未设置地方口味专员的区域也在考虑新增地方口味专员。
每年9月才是方便面的销售旺季,新品则要提前半年选定,目前关于新品的相应市场推广活动也已经在准备中。广告播放会选择地方口味产品销售范围内的省级及以下的电视台,同时配合户外广告和卖场广告。2009年,康师傅方便面投入的广告费用占到营业额的3.8%,今年也不会低于这个比例。
在一轮猛烈的广告攻势之后,这款新的地方口味产品是否取得成功,将见分晓。
联系编辑:liyang@1cbn.com
地方口味方便面如何产生
企划部确定要研发的口味
方案下发至总部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通知地方口味专员在当地寻找适合的标杆菜品
地方口味专员实地考察餐馆菜品并做相关记录
将考察结果以报告形式发给总部研发部门
总部派出一支由口味研发员、调香师、企划专员构成的地方口味研发小组到地方
经过数天试吃并与厨师顾问讨论,选定标杆菜品
研发部门将口味工业化,做出新口味方便面样品
在当地做口味测试,成功后正式推向目标市场
文|CBN记者 昝慧昉
图|王卓
东北很少有人不爱吃小鸡炖蘑菇,而西北人则更偏爱油泼辣子……面对一个地域广阔而众口难调的市场,中国内地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商康师傅想出的办法是,用200种地方口味方便面来迎合顾客的口味。
餐馆里有这样一种食客:他们只点一种食物,虽然每人一份,却对端上桌的食物浅尝辄止,反而用更多时间记录、讨论,过程中还不时地在碗碟中挑挑拣拣,似乎在寻找什么。如果这些人不是什么美食评论家的话,那么很可能是康师傅派出的方便面地方口味开发小组成员。他们的任务是要考察地方菜式,以确认是否可以作为康师傅方便面即将上市的新口味的标杆原型菜。
这支负责品尝和研发的团队由20多人组成,他们在8年间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而康师傅方便面事业部也以口味来命名,比如东北炖、江南美食、本帮烧等。据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方便食品事业群企划本部副总经理卢宗庆提供的数据,2009年康师傅方便面的销售额达到170亿,其中地方口味产品贡献的业绩占到24%。
但是康师傅开发针对区域市场的地方口味,最初却并非出于主动。
1992年,这家来自台湾的食品公司正式进入内地市场,但当时仅有一款红烧牛肉面—这是典型的台湾地方口味。由于当时的竞争并不激烈,康师傅仅凭这一款产品便打开了全国市场,公司业绩也在1997年达到高峰。但从那以后,康师傅方便面的业绩却不断下滑,从1997年的42亿下滑至2002的38亿。
为了扭转颓势,康师傅最先想到在改变包装上做文章。但事实证明,仅凭从碗面到杯面、桶面的外观变化,收效甚微。在一番调查后,康师傅发现,消费者对单一口味的方便面已经感到厌倦。
1997年时任企划部协理的卢宗庆去西南出差时,当地的经销商曾向他反映红烧牛肉面不够味,要在面里加油辣子。当地人对辣口味的偏爱提示了他,于是2003年,康师傅率先在西南推出了第一个地方口味的系列产品—油辣子传奇。
从此开始,这家公司开始尝试转变思路。这一年,卢宗庆提出将方便面的工艺与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的菜系相结合、做地方化口味。随后,这一提议在康师傅内部获得了通过,由企划部牵头提出某种地方口味的开发计划,研发部门负责研发、落实。
为了配合地方口味产品的开发,康师傅在原有方便面研发团队的基础上,经过严格筛选招聘了7位“地方口味专员”,这些隶属于研发部门的口味专员常驻于康师傅在全国下设的7家分公司中,主要工作是根据上级指示在当地寻找有特色的地方口味。
“业绩衰退迫使你必须去思考创新,创新就必须多元化,而一旦多元化你就被迫要做出很多繁琐的事情,”卢宗庆说,“过去没有地方口味专员,现在必须增加。他们是当地人,应该最了解当地口味。”
此后的几年中,康师傅通过不断推出新地方口味产品的方式,增加了市场占有率和销售收入。比如,2009年油泼辣子面的诞生就是针对西北区域市场而为。
但推出一个地方口味产品的过程却不如想象那么简单。
2008年底,康师傅企划部将发源于陕西的酸汤面列入了开发专案。这一方案首先被传递至天津总部的研发中心。很快,身在西安的地方口味专员张璇就接到研发中心的电话,通知她为酸汤面研发做前期准备。
张璇是西安人,2006年食品工程专业毕业后通过公开招聘进入康师傅,成为屈指可数的地区口味专员之一,负责整个西北地区口味的探索寻找,涉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在内的6省。
张璇首先搜集了一些酸汤面的背景资料,并列出当地酸汤面做得好的餐馆。对于她来说,这并非难事。没有研发任务时,张璇就对西北地方口味做过粗略调查和积累,平时吃饭时遇到感觉不错的菜品她也会拍照,并在随身携带的小本上记下口味及配菜。除了自己的判断,张璇还会请康师傅在当地的厨师顾问做推荐。
这些厨师顾问也是康师傅层层筛选的—由地方餐饮协会推荐,先后通过研发中心相关负责人和总经理的面试,在厨房实地烹制过地方特色的菜品,善于言谈、厨艺高超且了解餐饮流行趋势。地方口味专员与厨师顾问的互动很多,平均每月都会联系四五回。
一番梳理后,张璇列出了分布于西安、宝鸡、岐山在内近80家餐馆,她要在两周时间内将这些餐馆的酸汤>>面都吃一遍,并从中筛选出口味较突出的。那些天里,张璇平均每天要去5到7家餐馆,最多的一天甚至跑了12家。
这并不是个容易的工作,张璇一天三餐都吃酸汤面。好在她有4级厨师资格证,只要尝一口面条就能分辨其中的味道和配料,而重点则在拍照、记录包括餐馆、面的名称,以及包括外观、配菜、口味在内的信息。
踩点结束,张璇回到西安分公司,开始将相关资料和筛选出的30余家餐馆汇总成正式的报告。一周内,这份报告出现在蔡佳的办公桌上,她是酸汤面项目研发部门的负责人。
判定报告可行后,一支由口味研发员、调香师、企划专员构成的地方口味研发小组,登上了飞往古都西安的飞机。蔡佳将这次行程称为“西北美食之旅”。
接下来的3天,这支由4至5人组成的地方口味研发小组会同张璇一起,按照她事先安排好的行程,分3天尝遍入选的30余家餐馆的酸汤面。考虑到在不同时段,当地人吃酸汤面时会在辣度、酸度、面的分量等方面有不同选择,张璇将这些餐馆按照其提供酸汤面的时间段,以早餐、正餐、夜宵分类,每类各取几家组成。
经过3天的走访,地方口味研发小组会选出其中一两家不错的餐馆,邀请当地的厨师顾问品尝,并最终结合厨师顾问的意见,选定其中一家的酸汤面口味作为康师傅油泼辣子面的原型。至此,张璇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回到天津研发中心的蔡佳和口味研发员,要开始为新口味实现工业化而忙碌了。
地方口味采用了很多传统原料,在工业化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工业化的主要困难,在于从餐馆里的实物,转化成两元的方便面,既要口味像,又要考虑成本,确实是一个挑战。不知道什么地方遇到问题,就会耽误一些时间。”蔡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这款酸汤牛肉面在研发过程中就因为选错了醋而误了事,通常可以半年完成的研发,最后花了一年。
新口味在实验室研发成功后,还要制成样品拿到当地找消费者做口味测试。消费者品尝后按照康师傅事先设定的项目打分,总分达到一定分值合格后,才能量产,否则要继续修改。
前后经过三次口味测试才推向西北市场的酸汤面,在上市后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卢宗庆表示,只占当地销量8%的油泼辣子面上市后却带动了区域地方口味的销售,使得区域地方口味的年成长率达到了30%。
然而,也并非所有有特色的地方口味都会被选入康师傅方便面的开发名单。
在选取口味上,康师傅一方面要遵循“大数原则”,毕竟提供适合大多数当地人饮食习惯的口味才更容易在商品化后获得成功,否则即使将口味做到最好,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销量支撑;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成本因素。康师傅在中国高端方便面市场的份额达到70%,是价格的制定者。目前市场上,袋面的价格是2元,碗面3.5元,如果超过这个价格也没有增加重量或特殊的东西就很难卖。
“知道了这个事实,后来发展新口味就要在这个价格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从售价反推,毛利是多少,你能投入的成本就是多少,所以开始的时候就不能天马行空。”卢宗庆说。
现在康师傅高端面的成本达到65%,地方口味产品因为销售区域有限、规模不够,所以利润率低于全国销售的产品。对于这种现状,卢宗庆认为随着未来区域饮食习惯的融合,地方口味的销量会越来越多,会相应带动其毛利的增长。
2009年11月,康师傅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该季方便面营业额同比上升9.59%至5.94亿美元。根据尼尔森公司2009年9月的数据,康师傅占中国方便面市场销售额的54.2%,稳居第一位。
尼尔森分析师称,随着国内消费者健康意识增强,以及对于健康的追求,方便面市场的增长一直都较为停滞。但与此同时,值得留意的是,虽然在消费量上整体市场呈现萎缩,但销售额增长速度快过于销售量,暗示消费者有消费升级的现象,即会去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产品。
康师傅注意到了这种变化。2010年,除了在原有的方便面系列下开发新口味,康师傅还在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推出价格相对较高的非油炸方便面和杯装粉丝产品;未来在一些尚未设置地方口味专员的区域也在考虑新增地方口味专员。
每年9月才是方便面的销售旺季,新品则要提前半年选定,目前关于新品的相应市场推广活动也已经在准备中。广告播放会选择地方口味产品销售范围内的省级及以下的电视台,同时配合户外广告和卖场广告。2009年,康师傅方便面投入的广告费用占到营业额的3.8%,今年也不会低于这个比例。
在一轮猛烈的广告攻势之后,这款新的地方口味产品是否取得成功,将见分晓。
联系编辑:liyang@1cbn.com
地方口味方便面如何产生
企划部确定要研发的口味
方案下发至总部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通知地方口味专员在当地寻找适合的标杆菜品
地方口味专员实地考察餐馆菜品并做相关记录
将考察结果以报告形式发给总部研发部门
总部派出一支由口味研发员、调香师、企划专员构成的地方口味研发小组到地方
经过数天试吃并与厨师顾问讨论,选定标杆菜品
研发部门将口味工业化,做出新口味方便面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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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茉莉最近很烦。大学刚毕业,她进入了一家政府机关当文员,听说她还没有男朋友,平时就有些热心的大姐张罗着要给她介绍对象,这让她心里暗自高兴。这不,前段时间,她的手机里开始收到一位身份不明人士的短信,都是些嘘寒问暖的内容,有时也难免会传授一些“职场经验”,这让茉莉暗喜,心想也许是哪位帅哥暗恋自己,只是还不好意思表白。
就这样短信传情过了两个月,某一天,那位身份不明人士突然提出要和茉莉见面,茉莉也正想看看究竟是哪个帅哥如此关心自己。可是,见面时茉莉才发现,该不明人士并非是什么帅哥,而是一位已经有妻儿的同部门同事。更让茉莉感到“窝火”的是,在同事的眼中,这名同事可是出了名的好男人,“顾家,不花心”。看着手机里两人日益暧昧的短信,茉莉突然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说不定自己刚进单位时就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猎物。虽然这名男士信誓旦旦地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一个大哥哥的心情在关心着茉莉,希望能够给初入职场的茉莉一些人生经验,可是茉莉却表示自己无法心安理得的接受,然后就匆匆逃走。之后,茉莉见到这名男同事就绕道走。
可是,过了没多久,她就听到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原来,不知是什么人,说茉莉和“上面的人”关系暧昧,所以才能成功地考上这个单位的公务员。听到这个,茉莉想申辩,可是又找不到人,想撇清谣言,又找不到究竟是谁说的。就这样,茉莉刚刚开始的职业生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张菊花也是一名年轻貌美的姑娘,在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工作,进公司没多久,就真的和单位的一位高层领导展开了一段暧昧的关系。究竟暧昧到什么程度,旁人不清楚。可是风言风语地传,说张菊花已经搬进了这位领导在市区的别墅里。后来没多久,本来精明能干的张菊花突然辞了职,在市中心地段开了一家美容沙龙,据传也是这位领导帮忙投资的。可惜的是,花无百日好,人无百日红,当感情不再像当初那样火热的时候,就一切都开始走形变味。听说,那位领导为了将张菊花“请”出市内的别墅,用了很多方法;而帮她开的美容沙龙也停止资金注入,任其自生自灭。再后来,公司的人就再没听说张菊花的消息。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总结一句:职场中的暧昧,得需要太高的技巧才能把握,岂是一般人可以驾驭?所以,年轻而天真的姑娘们,当你在职场里收到来源不明的“暧昧”信号时,当和你暧昧的对象拖家带口时,或者和你暧昧的对象位高权重时,你都一定要警惕,再警惕。
就这样短信传情过了两个月,某一天,那位身份不明人士突然提出要和茉莉见面,茉莉也正想看看究竟是哪个帅哥如此关心自己。可是,见面时茉莉才发现,该不明人士并非是什么帅哥,而是一位已经有妻儿的同部门同事。更让茉莉感到“窝火”的是,在同事的眼中,这名同事可是出了名的好男人,“顾家,不花心”。看着手机里两人日益暧昧的短信,茉莉突然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说不定自己刚进单位时就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猎物。虽然这名男士信誓旦旦地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一个大哥哥的心情在关心着茉莉,希望能够给初入职场的茉莉一些人生经验,可是茉莉却表示自己无法心安理得的接受,然后就匆匆逃走。之后,茉莉见到这名男同事就绕道走。
可是,过了没多久,她就听到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原来,不知是什么人,说茉莉和“上面的人”关系暧昧,所以才能成功地考上这个单位的公务员。听到这个,茉莉想申辩,可是又找不到人,想撇清谣言,又找不到究竟是谁说的。就这样,茉莉刚刚开始的职业生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张菊花也是一名年轻貌美的姑娘,在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工作,进公司没多久,就真的和单位的一位高层领导展开了一段暧昧的关系。究竟暧昧到什么程度,旁人不清楚。可是风言风语地传,说张菊花已经搬进了这位领导在市区的别墅里。后来没多久,本来精明能干的张菊花突然辞了职,在市中心地段开了一家美容沙龙,据传也是这位领导帮忙投资的。可惜的是,花无百日好,人无百日红,当感情不再像当初那样火热的时候,就一切都开始走形变味。听说,那位领导为了将张菊花“请”出市内的别墅,用了很多方法;而帮她开的美容沙龙也停止资金注入,任其自生自灭。再后来,公司的人就再没听说张菊花的消息。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总结一句:职场中的暧昧,得需要太高的技巧才能把握,岂是一般人可以驾驭?所以,年轻而天真的姑娘们,当你在职场里收到来源不明的“暧昧”信号时,当和你暧昧的对象拖家带口时,或者和你暧昧的对象位高权重时,你都一定要警惕,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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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条:中产流散 逃离大都市
工业化推进中国式“逆城市化”
中产流散 逃离大都市
中产人群正从大城市出逃。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不同的是,逃离大都市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展现出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鲜明的中国特色。
采访·撰文/周颖 白鹤 齐鹏 张晓(实习记者)
把12年青春都献给北京的余娜,2009年底无奈举家迁往成都。
尽管余娜早就做好准备要离开北京,但如果不是因为2009年“甲流”事件,或许余娜离开北京还会延迟。“甲流”爆发以后,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却不能接种疫苗,原因在于余娜全家没有北京户籍,学校只给有北京户籍的孩子接种疫苗。
担心会对孩子心理造成影响的余娜,在北京有车、有房、有很好的职业,却没有北京户口,面对不宜居、没有幸福感、压力过大这“三座大山”,她终于选择回到成都。
来自山东的李先生和余娜经历相似,还是因为孩子读书问题而从北京选择了迁往杭州。杭州一家IT企业向李先生伸出橄榄枝,并承诺高薪高职,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决户口问题。尽管杭州的房价并不便宜,但相比北京而言,杭州是宜居城市,而且孩子读书不用交借读费。几经权衡,李先生一家三口移居杭州。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都市,都是白领们曾经热衷的城市。眼下,那些在大都市工作过几年的白领们不堪“三座大山”的压力而萌生退意。
《数字商业时代》与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联合在线调查显示,春节期间,在611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55.30%被访者表示在一线城市工作几年之后,将会选择离开;其中54.20%在一线城市工作已超过3年以上(含3年);至于二三线城市,41.10%的被访者认为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36.70%的人认为宜居、买得起房;12.40%的人是因为离亲友更近;9.20%的人是因为可以解决户口和子女就学等问题,其他仅为0.70%。
寻找幸福新都市
人口流动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几次,最明显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这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一道独特的风景。
进入21世纪,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过大、竞争激烈,2007年以后逐渐出现城市白领向宜居的二三线城市“被流动”的现象。甚至农民工对大都市也失去了兴趣,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站在大背景下分析,城市白领逃离大都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17.9%增长到2008年的46%,增长了28.1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
城市化进程加快,让每个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由于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产业转移则因不同的定位而走向不同的城市。
以成都为例,具有良好的高校背景、政府研发高投入的特点,成为信息通讯技术类型企业的首选城市之一。据悉,截止到2009年,成都已与世界上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3家已经落户成都。
由于每个城市都有清晰的定位,因此相关企业将会首选这些城市进行投资,而在一线城市设立的办公地点或总部,多充当“门脸”。比如能源城市有包头、唐山、长春等,而金融城市则包括苏州、杭州等地。这些城市对行业人才的吸引甚至比一线城市更有优势,因为这些城市的幸福指数明显超过一线城市。
2月4日,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中宏保险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南京、成都、福州、重庆的幸福指数分列前4位。健康、情商、财商、家庭责任以及社会环境,被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影响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且五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余娜几年前曾打算回成都终未成行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成都外资企业较少,工作选择空间有限。如今的成都与几年前大不一样,品牌专卖店、星巴克、宜家等这些代表生活品质的设施一应俱全。在幸福感和生活品质方面,成都远超过北京,这是余娜最津津乐道的事情。
“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逃离的总是“外地人”
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就出现城市白领迁移的现象。当时的背景是美国郊区化浪潮高涨。除了城市本身问题的因素外,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张。从人口流动的特征来看,唯有高学历者、高收入者、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者的流动性最强。
这种现象随着美国资源的均衡发展而从未间断。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M·约翰森博士的研究,从2000年~2005年的5年间,共有160万人口从美国大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另外,很多有了孩子的夫妇都认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他们已经厌倦了时尚潮流和物质虚荣,美国人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乐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价值。他们发现,原来生活需要野外烧烤的闲情逸致,需要家庭团聚的幸福。”约翰森博士说。
显然,中国大都市白领阶层的被迫逃离与美国白领的迁居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
余娜和李先生分别到成都和杭州,不但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生活品质明显优于北京。对他们来说,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过去在一线城市布局的企业和知名品牌,开始向二三线市场进军,这些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京广沪,这预示着二三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一直研究薪酬设计的北京德翰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辉对记者表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收入并没有太多差距,甚至某些行业还要超过一线城市。从2007~2009年,通过对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四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三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超市。
对中国二三线市场最具洞察力的外资企业早就有了动作。早在2008年,英中贸协和利兹大学国际商业中心受英国贸易投资署委托,并于当年上半年对中国地方城市商机进行了专题调查。对80多家公司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并采访了60多家英国企业和贸易促进机构,最终形成了“英国企业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商机”的报告。
英方从27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中国地方城市中确定了35个目标城市,其中包括大庆、唐山、东营、烟台、淄博、绍兴、包头等城市。他们研究的目的,是在这35个二三线城市为英国企业寻找最有潜力的中国地方城市,评估目标城市中7个重点行业的商机。
“未来一段时间,一线城市白领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现象会更明显。越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对白领的争夺越明显,如设计、规划、电信等等行业。二三线城市不仅相对宜居,而且功能定位更加全面,这将使得城市中产阶层流散甚至会成为一种常态。”张翼说。
中产流散 逃离大都市
中产人群正从大城市出逃。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不同的是,逃离大都市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展现出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鲜明的中国特色。
采访·撰文/周颖 白鹤 齐鹏 张晓(实习记者)
把12年青春都献给北京的余娜,2009年底无奈举家迁往成都。
尽管余娜早就做好准备要离开北京,但如果不是因为2009年“甲流”事件,或许余娜离开北京还会延迟。“甲流”爆发以后,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却不能接种疫苗,原因在于余娜全家没有北京户籍,学校只给有北京户籍的孩子接种疫苗。
担心会对孩子心理造成影响的余娜,在北京有车、有房、有很好的职业,却没有北京户口,面对不宜居、没有幸福感、压力过大这“三座大山”,她终于选择回到成都。
来自山东的李先生和余娜经历相似,还是因为孩子读书问题而从北京选择了迁往杭州。杭州一家IT企业向李先生伸出橄榄枝,并承诺高薪高职,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决户口问题。尽管杭州的房价并不便宜,但相比北京而言,杭州是宜居城市,而且孩子读书不用交借读费。几经权衡,李先生一家三口移居杭州。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都市,都是白领们曾经热衷的城市。眼下,那些在大都市工作过几年的白领们不堪“三座大山”的压力而萌生退意。
《数字商业时代》与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联合在线调查显示,春节期间,在611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55.30%被访者表示在一线城市工作几年之后,将会选择离开;其中54.20%在一线城市工作已超过3年以上(含3年);至于二三线城市,41.10%的被访者认为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36.70%的人认为宜居、买得起房;12.40%的人是因为离亲友更近;9.20%的人是因为可以解决户口和子女就学等问题,其他仅为0.70%。
寻找幸福新都市
人口流动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几次,最明显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这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一道独特的风景。
进入21世纪,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过大、竞争激烈,2007年以后逐渐出现城市白领向宜居的二三线城市“被流动”的现象。甚至农民工对大都市也失去了兴趣,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站在大背景下分析,城市白领逃离大都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17.9%增长到2008年的46%,增长了28.1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
城市化进程加快,让每个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由于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产业转移则因不同的定位而走向不同的城市。
以成都为例,具有良好的高校背景、政府研发高投入的特点,成为信息通讯技术类型企业的首选城市之一。据悉,截止到2009年,成都已与世界上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3家已经落户成都。
由于每个城市都有清晰的定位,因此相关企业将会首选这些城市进行投资,而在一线城市设立的办公地点或总部,多充当“门脸”。比如能源城市有包头、唐山、长春等,而金融城市则包括苏州、杭州等地。这些城市对行业人才的吸引甚至比一线城市更有优势,因为这些城市的幸福指数明显超过一线城市。
2月4日,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中宏保险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南京、成都、福州、重庆的幸福指数分列前4位。健康、情商、财商、家庭责任以及社会环境,被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影响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且五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余娜几年前曾打算回成都终未成行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成都外资企业较少,工作选择空间有限。如今的成都与几年前大不一样,品牌专卖店、星巴克、宜家等这些代表生活品质的设施一应俱全。在幸福感和生活品质方面,成都远超过北京,这是余娜最津津乐道的事情。
“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逃离的总是“外地人”
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就出现城市白领迁移的现象。当时的背景是美国郊区化浪潮高涨。除了城市本身问题的因素外,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张。从人口流动的特征来看,唯有高学历者、高收入者、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者的流动性最强。
这种现象随着美国资源的均衡发展而从未间断。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M·约翰森博士的研究,从2000年~2005年的5年间,共有160万人口从美国大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另外,很多有了孩子的夫妇都认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他们已经厌倦了时尚潮流和物质虚荣,美国人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乐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价值。他们发现,原来生活需要野外烧烤的闲情逸致,需要家庭团聚的幸福。”约翰森博士说。
显然,中国大都市白领阶层的被迫逃离与美国白领的迁居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
余娜和李先生分别到成都和杭州,不但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生活品质明显优于北京。对他们来说,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过去在一线城市布局的企业和知名品牌,开始向二三线市场进军,这些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京广沪,这预示着二三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一直研究薪酬设计的北京德翰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辉对记者表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收入并没有太多差距,甚至某些行业还要超过一线城市。从2007~2009年,通过对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四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三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超市。
对中国二三线市场最具洞察力的外资企业早就有了动作。早在2008年,英中贸协和利兹大学国际商业中心受英国贸易投资署委托,并于当年上半年对中国地方城市商机进行了专题调查。对80多家公司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并采访了60多家英国企业和贸易促进机构,最终形成了“英国企业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商机”的报告。
英方从27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中国地方城市中确定了35个目标城市,其中包括大庆、唐山、东营、烟台、淄博、绍兴、包头等城市。他们研究的目的,是在这35个二三线城市为英国企业寻找最有潜力的中国地方城市,评估目标城市中7个重点行业的商机。
“未来一段时间,一线城市白领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现象会更明显。越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对白领的争夺越明显,如设计、规划、电信等等行业。二三线城市不仅相对宜居,而且功能定位更加全面,这将使得城市中产阶层流散甚至会成为一种常态。”张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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